片场角落里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摔了十六次，每次起身动作都慢一些，导演说够了他摇头，第十七次摔完后他站不太稳，后来医院的片子上，尾椎骨那个位置医生看了很久
2021年6月的某个深夜，场馆里只剩下零星几盏灯还亮着。
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站在台上，手里攥着稿纸，纸边已经被汗浸得有些皱。他又念了一遍“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声音在空旷的场馆里回响。工作人员走过来，轻声说已经十一点了。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说想再练几遍，怕明天读不准。
第二天建党百年文艺演出的镜头扫过去时，他站得笔直。
郑州暴雨来得太急。2021年7月那个下午，韩红的电话响了，对方报了个数字：一百万。然后又说，我认识几个跑运输的，能不能帮上忙。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带着没睡好的沙哑。物流那边原本说要三天，结果两天不到货就到了新乡。
护士们卸货时有人问是谁送来的，司机摇摇头说不清楚。
捐赠名单后来公开了，但大部分人没注意到那一行小字。倒是韩红后来发了条微博，没说名字，只说这个年轻人还问了河南籍工作人员的家人安不安全。评论区有人猜，有人问，最后不了了之。
雨还在下。
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每年都会收到一笔固定的资助款。从2014年开始，每年三十个名额，一直到这些孩子大学毕业。工作人员只知道捐款人很少问别的，偶尔会发邮件过来，问今年冬天冷不冷，孩子们的棉衣够不够厚。
2022年有个受资助的女孩给基金会写信。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想说声谢谢。后来她收到回信，信封上的邮戳是北京的，字迹工整克制，鼓励她好好读书。落款只有两个字。女孩把信叠好，压在枕头下面，再没给别人看过。
云南的山路不好走。202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个戴帽子的年轻人进村，在儿童之家待了三天。没有摄像机，没有采访，甚至连村里的干部都是后来才知道来了什么人。
午后的阳光很晒。他和几个小孩坐在院子的台阶上，听他们说话。九岁的女孩说想要新书包，他点头。另一个男孩低着头说什么都不想要，只想爸爸回来。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摸了摸男孩的头。
后来基金会的报告里多了一笔心理干预课程的专项资金。来源那一栏写得很简单。
《街舞4》播出时，有一期节目里出现了一个画面。队长把关键的表演位置让给了女队员，转身走到队伍后面。弹幕滚得很快，有人说是剧本，有人说是尊重。镜头切换得很快，但能看见他的表情，平静得像在做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采访时记者问这个安排，他说技术这回事跟别的没关系。然后就不再多说了。
黔东南的绣娘们不太关心娱乐新闻。她们只记得2022年来了个年轻人，跟着学了好几天苗绣。针扎破了手指，他皱一下眉继续缝。绣娘笑他笨手笨脚，他也跟着笑。
后来那些传统纹样出现在某个品牌的衣服上，销售款项打到合作社账户时，账本上的数字让会计愣了半天。绣娘们商量着寄了条围巾过去，地址是工作室的，也不知道他收到没有。
《无名》剧组的道具师记得，有天收工后片场角落还有人在练动作。那个穿黑T恤的演员一遍遍摔在地上，起身的速度越来越慢。导演程耳走过去说可以了，他摇头，说再来一次。
第十七次摔下去时，他起身时停顿了几秒。后来去医院，医生看着片子说尾椎骨出了问题，需要休息。他问戏份拍完了吗，医生说这不是重点。
那场戏最后用的是第十七遍的镜头。成片里，他摔在地上的姿态很准确。
2020年初春，很多粉丝群里传开一条消息：别买专辑了，把钱捐出去。起初有人以为是骗子，后来发现是真的。200万的物资分批送到武汉的医院，护士接收时问是哪个明星的粉丝，物流单上只写着“一群普通人”。
捐赠名单后来在基金会官网挂了一周，很少有人点开看。
流浪猫救助站的志愿者见过他一次。那天下着小雨，他抱着一只很瘦的虎斑猫走出来，猫缩在他怀里发抖。志愿者说这只猫脾气不太好，他说没关系。后来那只猫有了名字叫小布，偶尔会出现在他不经意发的照片里。
救助站这之后的领养登记表厚了不少。工作人员说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时装周后台有个小波澜。造型师准备好的外套里有皮草装饰，他看了看说能不能换一件。现场气氛有点僵，造型师解释说这是设计的一部分，他还是摇头。最后换了另一件，活动照常进行。
这件事没有上任何通稿。换下来的外套怎么处理的，也没人再提起。
云南边境的缉毒警们有时会聊起来体验生活的那个演员。他跟着他们住了两周，睡硬板床，吃食堂，走夜路。蚊子多的时候也不说话，只是默默涂驱蚊水。走的那天很早，握手，道谢，上车。
车开远了，有个老警察点了根烟，说了句：这小伙子行。
这些事散落在不同的时间里，像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有些发了芽，有些埋在地下。没人知道完整的故事，或许也不需要知道。
只是有人在做事。
一直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