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劫后余生
将军平反始末
《红墙大事》/张树德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拉开序幕，众多资深革命家和杰出将领陆续遭受打压。其中，部分人士含冤病逝，有的则因残酷迫害而不幸离世，更有人身心承受着无尽的折磨。直至文革中期，尤其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击败之后，得益于毛泽东的关怀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这一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1972年1月，陈毅元帅不幸去世后，短短时间内，共有175位将军得到了平反昭雪。
毛：贺龙案误判
贺龙
林彪集团案调查终于告一段落。在毛泽东中南海的书房里，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道：“看样子贺龙同志的事情是冤枉的。怎么会无辜地倒掉那么多干部呢？我并不想将他们都推翻。”
“目前似乎亟需解决干部政策的落实问题。”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随后，周恩来正式宣布，中央层面的干部政策落实工作将由中央组织部牵头负责；国务院方面，则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及以上干部的政策；至于军队，则由总政治部承担起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的落实工作。“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均需提交政治局进行最后的讨论与决策。
谈及为175位将军平反之举，自是难以绕开那位当时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
田维新
田维新，本名田俊卿，诞生于山东东阿之地。新中国成立之际，他先后担任川东军区大竹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以及第11军32师的政治委员。1952年，他毅然投身抗美援朝的战火，担任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及军政治部主任。1958年，他载誉归来，官至军副政治委员，并出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以及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他荣膺少将军衔。田维新同志亦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1973年伊始，周恩来总理将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亲自邀至人民大会堂。他诚挚地对田维新将军说：“今日我欲与您商讨干部选拔事宜，单对一人而言恐难以详谈，还望您能再邀一位同仁同来。”
田维新迅速拨通了电话，紧急通知总政治部干部部长魏伯亭即刻前来。周恩来对他们说道：“今日召集你们前来，正是为了商讨陈再道同志与钟汉华同志的相关事宜。”
陈再道
陈再道上将军诞生于湖北麻城。新中国成立之际，他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以及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同时兼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之职。
钟汉华
钟汉华中将，江西万安人氏，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肩负重任，历任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厅长，以及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职。
“他是我的老上级啊！”仅此一句，却已明示让老上级担任副手，工作将难以开展。然而，其他地区也无法安排。田维新将军再次致电该司令员，司令员直言不讳：“老田，千万别让他来。”经过多方寻找，最终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韩先楚上将当时身兼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员以及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多重职务。他爽快地表示欢迎陈再道将军的到来。
陈再道后续荣任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以及中央军委委员之职，并于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1993年4月6日于北京与世长辞。钟汉华在“解放”之后，曾相继担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装甲兵政治委员，并在1979年至1982年间执掌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一职。
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举行授衔仪式之际，福州军区有幸汇聚了四位上将。彼时，共有57位将军荣获上将军衔。然而，进入70年代初，已有数位中将履任大军区司令一职，而福州军区依旧独占鳌头，拥有四位上将的显赫阵容。
“老韩，总理这次找你谈话了，你总不能拂了总理的面子吧？”“见到总理，我确实还是遇到了难题。”韩先楚回应道，“王建安是我的老领导！老同志众多，我实在不好开展工作啊。”
韩先楚所言，实乃肺腑之言。在红军时期，王建安便已担任军政委之职，而韩先楚彼时仅是师长。然而，周恩来一番交谈之后，韩先楚便欣然接受，心悦诚服。自此，福州军区多了一位上将级副司令员。李志民上将恢复工作后亦来到福州，担任了福州军区的政委。四位上将自此聚首一堂。
总理关爱，杨勇宽容。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忽然询问李德生与田维新：“杨勇和廖汉生是如何被处理的？”两位负责人相互对视，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只得如实回应：“我们不清楚。”“你们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周恩来指示道。这正是周恩来独特的领导风格，点到为止，不设定具体框架，而是让负责具体事务的同志通过调查和研究自行得出结论。随后，总政治部迅速派出人员进行调查。
杨勇
杨勇上将，本名杨世峻，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文家市。1953年投身抗美援朝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的司令员，他精心策划并指挥了著名的金城战役。此后，他继续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直至升任司令员。1958年，杨勇将军荣归故里，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
廖汉生
廖汉生中将，湖南桑植人士。新中国成立之际，他先后担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青海军区政治委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及副政治委员，以及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致信毛泽东主席，恳请其父早日重返工作岗位。同年7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将此信摘录于《来信摘要》第465号。毛泽东主席在阅读此信后，于《来信摘要》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认为廖汉生与杨勇同属无辜，均系未经中央讨论，受林彪指使个别人员陷害而被迫离职。此件阅后，请转交叶剑英、李德生审阅。”
廖汉生复出之际，相继执掌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担任第一政治委员要职，并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光荣使命。
“田维新同志对杨勇同志所作的结论似乎过于严苛，请再次征求杨勇同志的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措辞平和，田维新却深知其背后所蕴含的分量。于是，他再次陪同总政的一位处长，前往京西宾馆拜会杨勇。然而，杨勇依旧表示无任何异议。田维新耐心地做了半天工作，杨勇这才开口，表示结论中提及的那个问题，虽然是一位科长所为，但他作为领导，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把这个责任记在我的名下也是可以的”。
自1977年起，杨勇将军担任了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一职，同时身兼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及副秘书长。遗憾的是，他于1983年1月6日在北京与世长辞。
秦基伟意外获总理邀见
在最新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询问：“秦基伟和李成芳同志现在何处？”
秦基伟
秦基伟与李成芳均系红四方面军的老牌战士，他们曾在刘邓大军及志愿军中担任过军长之职，并于1955年荣获中将军衔。然而，在“文革”爆发之际，秦基伟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则担任政委，二人皆无辜遭受囚禁。秦基伟乃一位战功显赫的猛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上甘岭战役的指挥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上。林彪一伙为了诋毁秦基伟，四处散播谣言，称其为贺龙的心腹。事实上，在志愿军归国后，秦基伟曾先后担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及昆明军区司令员的职务。值得一提的是，昆明军区是在建国初期，由撤销的西南军区拆分后组建的两个重要军区之一（另一个为成都军区），而贺帅当时正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向周恩来汇报了调查进展：“经我们详尽调查，目前秦基伟被拘禁于湖南，由广州军区管辖，但关于其详细情况，我们尚不完全明了。”
周恩来立刻下令：“立即将他召回！”秦基伟抵达北京后，便被安排入住京东海运仓的第一招待所。
周恩来与秦基伟展开了深入的个别交谈。在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后，李成芳被任命为第五机械工业部的部长；而秦基伟则先后担任了成都军区司令员，以及北京军区的第二、第一政委，以及司令员一职，最终还晋升为国防部长。
周恩来巧对“四人帮”。
依照既定规程，每位获得“解放”的将军均需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审议与批准。
政治局的会议通常在傍晚七点半举行，每次会议集中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果。每位将军的资料，与会委员人手一份。资料分发完毕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指示道：“请各位先审阅材料。”待至田维新开始讲解时，挑战的矛头直指“四人帮”，江青与张春桥更是首当其冲。
在老将军的回忆里，周恩来领导此类政治局会议时，言辞简练，仅在关键之处寥寥数语。然而，往往是他寥寥数语，江青等人便无法再争执，问题随之解决。周恩来虽言辞不多，却能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派：“剑英，你的看法如何？”他从不与江青在会上正面交锋。若江青过于诬陷他人，周恩来便会适时发声。他习惯用简洁的话语梳理事态，随后反问：“此事真的能扣上这样的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一反问，江青往往无言以对。
“我认为颜金生同志调离文化部，前往陕西担任政委负责军工工作，是恰当之选。”周恩来一语定乾坤，颜金生终于顺利通过了这一关。
历经一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全军175位曾被击垮的高级将领终于得以逐步“解困”，重返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