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您将莅临采访，郭副团长特地与我进行了简短交流。由于排练正紧张进行，我未能有充足时间进行充分准备。那么，就按照您的要求，随性而谈，随心所欲地分享我的想法吧。
1959年，我正值十二岁稚龄，毅然踏入军旅，加入空政文工团，开始在学员班学习舞蹈技艺。至1963年四月某日，政治助理老吴同志与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告知我，组织上决定派遣我前往中南海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即陪伴中央首长共舞。
在交谈过后，一位屡次肩负重任前往中南海执行任务的老同志贴近我的耳畔低语道：“小兄弟，这次你将有幸见到毛主席了！”
“当真？”我脱口而出，随即用手捂住了嘴，不确定是出于保密的考虑还是担心激动之情从喉咙中迸发。喜悦几乎让我失去了自制。
事后方始得知，组织精心挑选了我们学员班中的十二位女学员，最终选出了五位前往中南海执行任务。这一选拔过程经历了严谨的政治审查。在那个时代，阶级出身至关重要，需追溯数代；个人的表现同样受到审视，政治思想的可靠性更是被放在首位。
我们每周三与周六都会前往中南海，着装以便服为主。由于我并未备有便服，便向资深的同志借了一件凡尔丁品牌的夹克。
在灯市口与梧夹道七号的交汇处，原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宅邸，时空中南海政治文艺工作团便设于此。每当夜幕低垂，我们这些肩负中南海任务的女文工团员便会在院子里欢聚一堂，享用晚餐后的闲暇时光。约莫六点钟，一辆吉姆车从中南海驶来，我们七八位女团员便拥挤着坐入车内，沿着北海的方向驶入中南海的腹地。
车辆泊置于一座建筑的大门前。我们轻快而急促地穿梭于一条长长的走廊，眼前豁然出现一扇敞阔的朱红之门，门楣上镌刻着“春藕斋”三字。此地便是我们陪伴领袖共舞的场所。
很快我便获悉，前来此处共舞的，包括毛泽东、刘少奇以及朱德。周恩来先生除在佳节庆典期间会光临，平日则鲜少露面。平日里，他与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仁，常在紫光阁共舞。
踏入春藕斋的红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脱去衣帽的宽敞门厅。再跨过一道门槛，便来到了春藕斋的舞厅。舞厅内铺着打蜡的地板，四周的墙壁高耸，上半部分是精致的木雕花板墙，下半部分则以缎子精心包裹，中间以一圈红木棱条为界。舞厅内摆放着六张宽敞的大沙发以及众多柔软的靠背椅，椅套选用的是米黄色的卡其布面料。靠近门口处设有两个简约的沙发，随着来客的增多，我发现王光美偏爱在那儿落座，江青也常向那边投去目光。
舞厅角落处设有一小舞台，平日里静寂无声，唯有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为其增添生机，伴舞者的身影翩翩。节日之际，乐队才登上这小舞台，为欢快的舞步增添激昂的乐章。舞厅的后门直通户外的舞场，那里铺着彩色的花瓷砖，中央点缀着荷花池，夏日炎炎，人们在户外舞池中尽情舞动。舞厅左侧延伸出一道走廊，连接着其他空间。不久，我察觉到，毛泽东常沿着这条走廊步入舞厅。
几位女文工团员安坐于柔软的靠背椅上，等待着。老同志们显得轻松而自在，而新加入的成员则带着紧张与好奇。七点钟刚过，团员们突然一阵骚动，似乎有人轻声呼唤：“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率先抵达，步伐沉稳而有力，全然不似七十高龄的长者。他胸膛挺拔，头颅高昂，腰背笔直，举手投足间尽展军人风范。老一辈的同志们上前迎接，将我们几位新加入的同志一一引见给朱德委员长以及随行的康克清同志。
老同志介绍：“小王，王学文。”
“嘿，小王，你好啊。”朱德向我伸出了手。我双手紧紧握住了他的一只。他的手掌宽阔，手背上已布满了岁月的痕迹——老年斑。然而，他的握力却十分强劲，如同握住一把枪，我几乎忍不住要喊出声来，痛楚几乎传遍了我的指尖。
乐曲起，朱德跳舞。
朱德将军在舞池中亦彰显着军人的英姿。他跳舞从不失误，不追求花哨的动作，而是精确地跟随音乐的节奏，迈出坚定的步伐，宛如行进中的队列。他并非每跳一曲便更换舞伴，而是每完成一圈舞步便更换一次舞伴。我们女团员们一字排开，而他步伐宽广，一曲舞罢，便能更换十多次舞伴。
轮至我之际，我的内心所想并非是与总司令共舞，而是与他一同进行操练。总司令始终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既不言谈，亦不左顾右盼。我竭力跟随总司令的步伐，大步流星，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张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即将出征的将士时的画面……
在我的记忆中，仅有一回过年，朱德喜形于色，忽然踏错了步伐，跳出了别致的舞步。这才使我领悟，原来总司令舞技不凡，只是平日里深藏不露。领袖们跳舞，旨在锻炼身体，朱德更是如此。他戎马倥偬一生，唯有走出军旅的步伐，才能让他的身心得到最佳的休憩与调养。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朱德将军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军人，更是一位仁厚宽宏、德高望重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情感、血肉丰满的普通人。
“枪！”搭档见状，只得再次高声提醒：“枪！”但她依然未能接上词，只能再次重复：“枪！”如此这般，重复的动作和声音“枪！”连续了四五次，她的手脚逐渐僵硬，额头渗出汗水，眼中泛起泪光，紧张、尴尬、狼狈之情溢于言表。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同志们虽未责怪我，朱德总司令却已开怀大笑。紧接着，周围的女团员们也都放声大笑。两位表演者随即放下了紧张和尴尬，索性捂着肚子，一起格格地笑作一团。总司令的笑声极具感染力，他笑得前俯后仰，还不时擦拭着笑出的泪花。
“朱总司令，除了跳舞之外，您还有其他锻炼方式吗？”
朱德：“明天爬山去。”
我感慨道：“哎呀，明天将有猛烈的风雪来袭，天气预报已经提前预警了。”
朱德：“大雪也要攀。”
“为何不行？天气好转后不就可以爬山了？”
朱德连番摇头，断然说道：“绝不可行，有人对我施行了专政。他让我爬，我便只能遵命。”
小声问：“是主席吗？”
朱德轻轻摇头，宛如胆怯的孩子般靠近我，低声细语道：“医生。”
1965年，部队进行了军装的改革，取消了原有的军衔制度，统一换上了红领章和红帽徽。在改装后的首次中南海执行任务中，领导指示我们全体成员换上崭新的军装，并说道：“让总司令亲自看看我们的新形象。”
在春藕斋中，康克清同志将我们拉近，温柔地轻抚我们的领章与帽徽，神情中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她感慨地说：“见到你们，我便不禁想起了井冈山与延安的岁月。那时，在延安，我们身着统一的军装，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和帽徽。”
朱德深情地凝视着我们，未曾开口。然而，我注意到他的唇角微动，似乎在无声地重复着“好，很好”。他那日渐稀疏的眉毛微微颤动，眼中流露出深邃而湿润的情感。随着舞曲的旋律响起，他却依旧未曾起身，陷入了沉思。文工团员们彼此交换眼色，默契地避免打扰这位总司令，任由他独自静坐，直至舞曲结束。
自“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社会上风传着诸多诗词，均署名毛泽东所作，真假难辨。我亦抄录了不少，鉴于不便直接向毛泽东请教，便在跳舞间歇之际，将它们呈给朱德委员长过目。朱德委员长阅后，目光凝视着我，神色庄重而严肃。
“总司令，主席写的？”
朱德缓缓道来：“在我看来，其中既有唯心之见，亦有唯物之思。主席秉持唯物主义立场，而这些诗词中，部分却沾染了唯心主义的色彩。”
他似乎有所顾虑，一时难以直言，稍作停顿后，才缓缓说道：“世间万象，真伪难辨，往往非一时可明。你们正值青春年华，切勿轻信传言，更勿盲目跟风，胡乱传播。”
不久，街头巷尾涌现出恶意的攻击，矛头直指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和标语。自那以后，我们的总司令便再也没有踏足春藕斋。我也因此未能与他再续前缘，连一声告别的话语都未能传达。
继朱德委员长之后，步入春藕斋舞厅的第二位国家领导人乃刘少奇主席及其夫人王光美。
“刘主席，您好。”
“你是新同事？”
“今日乃我首次莅临。这位是小王，王学文同志。”老前辈如此介绍道。
我紧握着共和国主席的手，那感觉如同沐浴在八月灿烂阳光下的海水，温暖而柔和。紧接着，我再次伸出手，与共和国主席夫人握手。在王光美与我相握之际，她那温暖的手指轻柔地抚过我的发顶。不知为何，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眼眶不禁湿润。我多么渴望能依偎在她的怀抱中，那种感觉，就像小时候接受母亲温柔的爱抚。
自此，我与王光美女士多次互动。她端庄秀雅，性情温柔且乐观。每当她坐在门边的简朴沙发上，目光追随共和国主席的舞步，总是带着静谧无声的微笑。而她踏出舞池之际，又展现出了那份热情、洒脱与青春的气息。我们这群姑娘无不被她的气质所倾倒。
“你们先跳吧。”随即，乐队奏响了音乐。而王光美同志的汇报仍在继续……
在我看来，王光美同志对社会有着深刻的洞察，对世间百态了如指掌。曾几何时，她对我们几位女团员语重心长地叮嘱：“你们正值青春年华，社会历练尚浅，务必学会自爱。社会上不乏心怀叵测之徒，切不可掉以轻心。有些不良少年会故意购买两张电影票，其中一张转手卖给天真无邪的年轻女子，观影之际便趁机对她们进行欺辱。”
回首往昔，那场景宛如一位慈祥的母亲，轻声细语地与心爱的女儿私语。
旋律悠扬响起，少奇同志随之起舞。他的舞姿轻盈，步履间流露出平日行走的潇洒自如。舞技精湛，偶尔也会踏错步伐，却又总能巧妙地变换舞步，其中尤以三步舞跳得尤为出色。
当轮到我陪伴少奇同志共舞，恰逢三步舞曲。未及舞至第二步，我便察觉少奇同志颇具引领之才，瞬间使我身心焕发，潜能与技艺得以毫无保留地展现。我舞姿轻盈如燕，动作灵动自如，时而围绕着共和国的主席旋转，时而与他同步前行，时而巧妙避开潜在的碰撞，时而如同表演特技般，跳出令人目不暇接的花样。
我们女团员们均乐意与少奇同志共舞。然而，当我再次提议与他共舞时，他却微笑着婉言谢绝，并未与其他团员共舞，而是径直走向了他的夫人王光美。两人相视而笑，随即携手步入舞池。一位老同志悄悄地告诉我：少奇同志即将离去。
我迅速意识到，少奇同志在人生舞台上的最后一曲舞蹈，总与他的夫人王光美携手共舞，这份陪伴始终如一。
1966年二月，我有幸前往中南海执行任务，与少奇同志共舞了那场舞会中的最后一曲。彼时，我浑然不觉这竟成为了我们的诀别之舞，直至今时今日，这仍是我始料未及的。
在那次跳舞的间歇时刻，我依偎在少奇同志的身旁。我轻声说道：“刘主席，我们即将踏上征程。后天，我们将前往云南边疆进行演出，这一去，恐怕要度过半年的时光。”
少奇同志曾言：“此事甚佳，理应多面向战士，为群众献艺。在基层工作时，务必重视身体健康，注重个人卫生。睡前刷牙尤为关键，晚间刷牙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清晨。”
心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问：“去过云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如同在向孩童讲述故事般，向围拢而来的文工团员们娓娓道来：“在遥远的云南，有着广袤的原始森林，那里栖息着众多猴子，成群的猴子呀。”说着，他伸出双臂，仿佛要扇动空气，瞪大双眼，摆出一副吓人的模样：“那些猴子，一不小心，就会将你们的帽子偷走。”
我们笑了。
少奇同志依旧如常先行离去。在告别之际，他逐一与我们握手，轻声说道：“半年之后，我们再相聚，半年之后，我们再相聚。”
谁能料想，这竟化作永别之辞……转眼间，半年时光流逝，我未曾再与少奇同志相见。
去年，《北京晚报》举办了“难忘的一件事”的征文活动。我亦投递了一篇稿件，内容讲述的是刘少奇同志最后一次跳舞的情景。那场舞会，至今仍铭记于心，难以忘怀……
夜幕降临，十点半时分，舞厅内的人群突然齐齐起身。毛泽东的身影出现了！
此刻，朱德与刘少奇均已离去。非节日之时，朱德委员长通常于晚上七点半抵达，至九时左右方才告辞。传闻他崇尚早睡早起，生活作息井然有序。刘少奇同志到访和离去的时刻稍晚，这同样与他身处工作一线、肩负重任有关。他常需等候毛泽东的到来，以就某些事务进行请示与汇报。毛泽东先生习惯于夜间办公，往往至十点后方从办公室步行至春藕斋，舞动一番，稍作休憩，以舒缓脑筋，随后在十二点左右离开舞厅，继续投入办公之中。
毛泽东沿着那条走廊缓缓步入舞厅。我痴立原地，忘却了四周的环境，忘却了自我，忘却了一切。我的目光与心灵，皆聚焦于那个自幼便铭记于心的形象。内心涌动着欢呼万岁的冲动，想要跳跃，却又似乎无所思，身体仿佛凝固，周围的空气亦随之凝结。
“小王，毛主席莅临了。”一位低声在我耳畔提醒道。
恍若梦境，我忽然惊醒，发现自己置身于新加入的女团员之中，正与大家一同向毛泽东鼓掌，而转瞬之间，我又以为这一切仍是一场梦。再次醒来，我已坐在了椅子上。别忘了，那时的我年仅十六岁。那刻极致的幸福与神秘感让我迷失，时至今日，回想起那一幕，依旧如梦似幻。
随着舞步的启动，我凝视着毛泽东，目光牢牢锁定那神秘而崇高的形象，片刻未曾移开。
一曲落幕，毛泽东缓缓坐回沙发之上。我仍旧凝神凝视，不敢轻眨双眼，唯恐眨眼之间，梦境便会消散，毛泽东的身影也随之消失。
事后方悟，前辈曾告诫我，不宜过分聚焦于毛泽东，言其失礼。然而，当时我竟充耳不闻，一味凝视，浑然不觉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浸湿了面颊。
一位服务员手捧托盘缓缓走近，盘内搁着柔软的毛巾。毛泽东接过毛巾拭去额上的汗水，侧过头来，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他向我露出了微笑。我亦随之微笑，心中既无恐惧，亦无紧张，仍旧觉得仿佛置身梦境。即便时至今日，我仍旧无法回想起自己是如何站在毛泽东面前的。我仅记得一位资深团员介绍道：“这是新入职的小王，名叫王学文。”
毛主席面带微笑，目光温和地注视着我，语气和煦地开口：“投身军旅，既要文采飞扬，亦须武艺高强。”
旋律再次悠扬响起。毛泽东站起身，邀请我共舞。他那宽厚而温暖的手紧握住我的，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遍体鳞伤，内心坚信这并非梦幻。毛泽东，我真正地见到了他！
毛泽东跳舞时步履稳健，每一步都如历史车轮般厚重而铿锵。他身形高大，体态魁梧，相较之下，我显得格外娇小。为了跟上他的节奏，我不得不竭力踮起脚尖，用力迈出大步。生怕错过了节拍，或是踩到了他的脚，我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仅跳了一圈，便已汗流浃背。
毛泽东察觉到我的紧张情绪后，便以亲切的态度与我交谈，旨在缓解我的不安。
“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啊？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放松。爸在哪？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交谈间，紧张感渐渐消散，我的步伐变得轻快而灵活，随着舞蹈的深入，我愈发感到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跳跃间，毛泽东那双扭转时局的雄健之手突然按在我的肩头。我身形不由自主地缓缓坐下。定睛一看，方才意识到乐曲已然落幕，我竟奇迹般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只见毛泽东微笑着点头示意，随后转身，朝着自己的座位款步走去。
我终得窥见毛泽东跳舞时的一处习性。他格外留心舞伴起舞前所坐之处，舞曲落幕之际，他会将舞伴轻轻送回原位，于最后音符落下之时，轻柔地将舞伴按至座位，随后点头致意，方才独自步回自己专属的休憩之座。
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初见毛泽东时那份神秘感逐渐消散，反而更加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在为中南海执行任务的五载光阴里，毛泽东始终保持着那双红棕色的粗纹皮鞋，鞋底厚实，每走一步都显得沉稳而有力，仿佛在土地上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他常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袖口遮盖了大半只手；夏日则身着宽松的绸质衬衫，右侧后背还细心地缝补着补丁。
据曾频繁参与乐队伴奏的高亚林同志所述，实际情况是，乐曲的节奏与起止时间通常由乐队根据现场情况灵活调整。往往在毛泽东同志即将舞至座位附近时，乐曲便会适时地戛然而止。
蜷缩于沙发上，他偶尔养成将双腿伸展至一旁的习惯，随即露出那些略显磨损、缝补过的粗线袜。
“主席怎么穿补丁衣服？”
秘书微笑道：“既然人民可以穿着，那么作为人民的领袖，自然也不例外。”
我说：“可主席毕竟是主席……”
秘书轻挥手臂，笑着说道：“你的想法过于超脱现实，毛主席同样依赖工资维持生计。”
“事物不都是分为两半的吗？”实则他是一支烟分两次享受。
仅剩一根烟蒂，在烟嘴间忽明忽暗地闪烁。毛泽东迅速吸了一口，随即将烟蒂轻轻拨入烟灰缸，只见它在缸中无力地冒着缕缕残烟。他带着一丝感伤的语气，叹道：“唉，帝国主义的气数已尽啊。”我们这些女团员们戏谑地摆弄着那支烟蒂，为毛泽东的幽默感而忍不住哈哈大笑。
毛泽东手中的烟嘴色泽深褐，每当舞动身姿时，便随意搁置于茶几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些年轻的团员与毛泽东的接触愈发频繁，于是不免有些“放肆”，时常拿起他的烟嘴把玩。老一辈的同志们见状，便严肃地告诫我们：“切莫随意玩弄主席的烟嘴，以免弄脏了！”毛泽东听闻此言，却笑着回应：“玩耍无妨，只是切记不要学抽烟。烟草之中含有尼古丁，那可是有害健康的。”
毛泽东在一次休息时，左手皮肤受损，结了痂。他坐在沙发上，皱眉不时地挠痒，那模样宛如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不禁好奇地问道：“主席，您怎么也开始挠手了呢？”
“痒得难受呢，你不打算挠一挠吗？”毛泽东对我的疑问显得同样好奇。
“我挠。可是，可是您……”
“哈哈，”毛泽东领悟了我的心思，笑声响起，“我难道不是人吗？我也是凡人，同样需要五谷杂粮的滋养，受到伤害时也会流血，伤口愈合后也会感到痒，痒得难受时自然想用手去挠。”
的确，毛泽东既是人民的伟大领袖，亦是一位平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