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详细经过
在“文革”的开端，毛主席曾八度亲自接见了多达一千二百万名红卫兵。对于红卫兵的接待组织、接见仪式的安排，以及确保过程中的安全警卫工作，均由周总理亲自负责统筹和指挥。
彼时，周总理担任首都工作组组长，亲自指挥北京卫戍区。为便利指挥，首都工作组的指挥中心设于天安门城楼正厅西侧一间宽敞的房间。在每一次接见中，总参作战部的领导、蔡洪江、左勇处长以及我们数位参谋均在此指挥所共同工作，我们全程见证了八次接见的全部过程。
在这种独特的工作关系和亲身体验的场合中，我有幸目睹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伟人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若干场景，这些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多年来，我时常沉思，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片段和趣闻轶事整理成文，奉献给读者，并留传于后世，这既是我的使命，也是我应尽的历史担当。
01、首见百万红卫兵
“红卫兵”一词最初仅是某张小字报的落款。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数名学生共同撰写了一张小字报，并在其上署以“红卫兵”之名。6月2日，这张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在清华附中校园内被正式张贴，吸引了逾百名学生签名，其中高中学生卜大华位列首位。随后，卜大华及几位学生相继张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小字报，并陆续推出了《二论》《三论》等后续作品。
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未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
毛主席亲笔所书的信函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学生们纷纷将“红卫兵”视为最为荣耀的称号，各式各样的活动与标语也随之涌现。红卫兵组织迅速集结成群，红卫兵运动迅即席卷全国，震撼了世界。
1966年“8·18”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巅峰时刻。这一天，8月18日，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极为特殊的一笔。当日的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文革”发动的庆祝大会，百万红卫兵与师生（以下简称“红卫兵”）齐聚一堂，共同参与了这一盛事。这一天，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接见了这庞大的红卫兵队伍。
“稍作休息，届时于6点钟前往天安门指挥所集合。”
为了早点到，不到6时我们就从三座门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对我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我惊喜地一闪念：“天哪！主席怎么来得这样早呀！”我们只好不作声地、轻手轻脚地从主席面前拐进西隔壁间的指挥所。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陈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
拂晓五时，毛主席步上天安门城楼。见此情景，红卫兵们激动万分，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其声浪在宽广的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毛主席目睹了群众的热烈情绪，便再次走下城楼，深入到人头攒动、红旗猎猎的天安门广场人群中，频频向民众挥手致意。不一会儿，毛主席便被热情的群众紧紧簇拥，险些遭遇挤伤和压伤。中央警卫团与北京卫戍区的部队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在人群中打通了一条人墙通道，确保了毛主席安全返回天安门城楼。如此，便是毛主席先于我们工作人员踏上天安门城楼的缘由。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一顺序与原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的排名有了显著变动。林彪晋升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并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调整为常委。这种突如其来的、剧烈的变化（公报中并未提前公布），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公之于众，令人们难以理解与接受，其震撼力不言而喻。
剧烈的起伏变化，加之林彪当天发表的关于“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的讲话，犹如重磅炸弹般，瞬间将众人的思绪击得混乱不堪。尽管广场上的红卫兵不时激起阵阵热潮，但这并不能掩盖城楼上党政军高级领导人与各界民主人士脸上的忧虑之色。据我观察，当日最为忧心忡忡的莫过于刘少奇、陈云以及贺龙元帅等人。
刘少奇静静地伫立于毛主席的东侧，沉默寡言。当红卫兵为他佩戴“红卫兵”袖章之际，他并未多言，仅以右手轻轻挥去，红卫兵遂作罢。他在城楼正厅稍作歇息时，毛主席已先行一步，落座于正厅东侧的沙发上，翻阅着报纸。刘少奇随后步入正厅，在北侧的沙发上落座，两人相隔不足两米，然而彼此未曾开口交谈，也未举手或点头示意。
陈云于会议启动一个多小时后方莅临会场。当时我恰好身处城楼西侧的平台上，有幸目睹了他自始至终的进出过程。自电梯走出后，他直接朝着检阅台行进，并未前往事先为他预留的位置。仅在西侧检阅台上短暂凝望了天安门广场，既未挥手示意，亦未与旁人交谈，随即转身返回电梯，迅速下楼。整个来去过程不过短短三分钟。
贺龙元帅，因蒙受“二月兵变”的冤屈，心情愈发沉重。在与毛主席握手之际，虽双方均未开口，然而我深知，这一举动透露出毛主席对贺龙元帅的信任依旧未减。
此时，周总理身陷困境，他明白自己必须成为适应“文革”局势的“大管家”。面对楼上楼下截然不同的氛围，他巧妙地提出了一项调解方案，即召集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在获得毛主席的批准后，他迅速将任务交由傅崇碧负责执行。不久，傅崇碧便带领15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遵照总理的指令，将这些红卫兵分为两个方队，分别安排在城楼的东、西两侧平台上，静候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周总理首先向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发表讲话，明确了纪律以及主席接见时的相关注意事项。随后，他依次前往东、西平台，边打拍子边指挥红卫兵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与《东方红》等歌曲。紧接着，他陪同毛主席一同前往东平台与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此刻，现场气氛变得热烈非凡，成功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氛围，城楼上与城楼下的欢腾情绪相互融合，“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与歌曲的旋律在天安门城楼与广场的上空回荡。
毛主席佩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在这1500名红卫兵中，毛主席接见之后，他们的愿望更加迫切，每个人都渴望能够与毛主席面对面，甚至与之握手。此时，总理也无法指挥他们，方阵陷入混乱，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上四处乱窜。当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向城楼的西南角时，一群红卫兵将他围住。我正好站在毛主席身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围绕在毛主席周围的红卫兵们手持“红宝书”或小册子、钢笔，争相请求毛主席签名作为纪念。毛主席逐一接过他们的本子和笔，在上面签下了“毛泽东”的名字，并未额外书写其他内容。获得签名的红卫兵们兴奋地跳跃，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在这时，一位女红卫兵为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欣然接受，并亲切地与她握手（见题图）。后来得知，这位女红卫兵名叫宋彬彬，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也是宋任穷的女儿——编者注。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佩戴上“红卫兵”的臂章，将红卫兵运动引领至高潮。他目睹了城楼上下欢腾沸腾的景象，喜形于色地说道：“这场运动的规模宏大，确实激起了民众的热情，对于全国人民的思想大革命具有深远的意义。”那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了整整六个小时。自此，红卫兵们纷纷走出校园，踏入社会，大力冲击“四旧”，紧锣密鼓地追查“走资派”。
02、二次接见红卫兵
自1966年“8·18”盛会召开之后，红卫兵的激情如火，势不可挡，迅速演变成席卷全国范围的“大串连”狂潮。涌向首都北京的外地红卫兵人数日益攀升。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亲切接见了五十万名红卫兵。
在首次与红卫兵会面时，于天安门广场，红卫兵们反映未能清晰见到毛主席，因此提出需对会面方式作出调整。周总理随即作出决策，对此次会面流程进行相应变动。他安排主席首先乘坐敞篷汽车，在天安门广场及长安大街上接见红卫兵，随后再登临天安门城楼，检阅并接见途经天安门的红卫兵。当日下午5时40分，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人乘坐五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缓缓出发，两旁各有四辆敞篷警卫车护卫，依次驶入广场通道，对通道两侧的红卫兵进行检阅和接见。毛主席不断向红卫兵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广场上空。车队抵达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士下车，步上天安门城楼。
本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亲自主持，大会于18时40分正式拉开帷幕。林彪同志佩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袖章发表讲话，他热情洋溢地激励红卫兵们继续开展“横扫四旧”的运动，并着重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此同时，周总理深怕这场运动会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破坏，进而威胁到国家的经济民生，因此在每一次的讲话中，他都尽力提出一些限制性的意见。在这次讲话中，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严格遵守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03、接见百万红卫兵
在“大串连”热潮的席卷之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向北京，纷纷要求见到毛主席。他们势不可挡，人数众多，加之食宿行旅皆由公费承担，使得首都接待红卫兵的任务变得异常繁重，几乎到了难以应对的境地。在此背景下，党政机关也遭受了冲击，难以正常履行职责。面对这一局面，周总理无奈之下，只得将首都工作组的工作重点转向组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为满足需求，首都工作组精心设立了八个联合指挥中心，统称为“八大联指”。这些联指的指挥员由各军兵种、驻京部队以及军事院校的领导担任，主要成员则由上述单位抽调，同时吸纳了中直、国务院和北京市系统相关人士，共同构成了各个联指的团队。各联指负责分区接待红卫兵并组织他们参与接见活动。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遵循总理的指示，全面负责八大联指的统筹管理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以及我，共同参与了组织与指挥的具体事务。
自九月伊始，首都迎来接待红卫兵工作的繁重阶段，住宿与饮食问题日益凸显，诸多接待单位纷纷抱怨不堪重负，甚至有的单位因接待指标分配不均而难以继续承担。面对这一困境，周总理如同指挥战争般，屡次发起动员。在一次动员会上，总理坚定地表示：“无论困难多大，我们都必须竭尽全力，确保毛主席的客人得到妥善接待。我在中南海接待了1万名红卫兵，此事将由在邢台抗震救灾的187师负责。”此言一出，众人不敢再有怨言，纷纷竭尽所能，全力以赴地承担起接待任务。
步入九月中旬，筹备第3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均已妥当完成。此次接见，预计将有七十万名红卫兵参与。然而，一场不幸的事件发生了：一名歹徒劫持车辆，导致惨剧发生，无辜的生命被夺去。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抢走了他的手枪的事件，为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则增加到了100万。第3次接见，仍沿用第2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04、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正值新中国成立十七周年的辉煌庆典之际。在这一天，首都150万民众以及来自各地的红卫兵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参加了国庆大会，这场盛会亦被誉为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的盛大场合。上午10点钟，激昂的《东方红》旋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各界民主人士纷纷登上天安门城楼。在林彪、周恩来等人的讲话之后，游行队伍依次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与亲切接见。夜幕降临，天安门广场上空绽放出绚烂的烟花，一场盛大的焰火晚会在此拉开帷幕。
夜幕降临，7时多分，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步出大会堂西门，乘车启程。当主席乘坐的车辆抵达南长街南端时，却突遭红卫兵热情拦截，他们如潮水般蜂拥而至，纷纷渴望一睹毛主席的风采。车辆一停，尾随的车队顿时受阻，瞬间陷入汹涌的人潮之中。尽管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事们竭力疏导，局面仍无法改善。林彪部长下车高声呼喊：“我是国防部长，请允许我们的车队前往天安门参加晚会。”然而，这位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无法驾驭眼前的“红小兵”。渴望一睹毛主席风采的人群如潮水般涌来，毛主席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央警卫团的领导率领警卫部队迅速赶到，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及时抵达。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共同奋力，成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确保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抵达天安门。
为确保毛主席从中南海至大会堂、直至天安门的路线始终保持畅通无阻，行车安全万无一失，周总理亲自指示首都工作组全力以赴，强化这两条重要路线的警卫工作。经过郑维山、傅崇碧的商议，并经总理批准，这一艰巨任务最终落在了警卫3师的肩上。遵照周总理的命令，警卫3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加强团的兵力，其中部分兵力负责日常执勤，而主力则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为了便于指挥调度，南长街南口设立了师指挥所，由师长邱巍高亲自坐镇。邱巍高师长忠诚、坚定、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确保了主席后续行车的顺畅与安全。邱巍高师长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5、第五次会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周总理于大会堂福建厅紧急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相关人员举行碰头会，旨在部署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准备工作。尽管身心疲惫，他仍焦虑地表示：“主席事务繁忙，已十分辛劳，更在短短43天内四次接见红卫兵，站立数小时，主席实在太过劳累了。我无法忍受再让主席如此劳累。我建议采用夹道欢迎的方式来接见红卫兵。”随后，他询问：“北三环已通往何处？”蔡洪江回答道：“已至友谊宾馆。”并询问我是否携带了地图。我随即从背包中取出丝绸印制的一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将其铺展在总理（坐在沙发上）面前的地毯上。周总理，以其卓越的识图能力，迅速将目光转向天安门广场，随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逐一审视，分析两侧建筑物的分布情况。他指着地图指示道：“就沿着这条路线两侧安排红卫兵。”今日上午，你们需沿线路实地考察，根据实际情况估算可容纳的红卫兵数量。实施此方案的最大挑战是确保主席的安全，你们必须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并于明晚11时提交此处供研究。
16日深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主管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的副主任蔡洪江，以及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于福建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接见和警卫的具体方案。总理在仔细审阅后，认为这两项方案切实可行，遂立即指示按照方案着手筹备，计划于18日中午12时左右启动接见活动。依据总理批准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以及各联指迅速投入紧张的组织筹备工作。为确保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长达50里的接见线路上的安全，实施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取军队、警察、民众（包括民兵和治安保卫组织）三位一体的警卫部署，将武装哨兵与便衣哨兵相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相互配合，对沿途两侧的建筑物、居民、临街的危险窗户以及制高点等进行了全面的警卫和监控。即便卫戍区四个师的机动兵力全部出动仍感不足，又从驻京军兵种中调集了额外的力量。17日晚上11点，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人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筹备工作的具体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安排和严密的警卫措施表示完全赞同，并反复强调在执行过程中务必做到“万无一失”。
上午18点，距离接见活动开始仅剩不到一小时，周总理从大会堂匆匆赶至天安门城楼上的首都工作组指挥中心。他询问郑维山和蔡洪江：“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红卫兵对主席的到来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主席车队经过时他们未能辨认出主席，要求重新加入接见，该如何处理？需要立即起草广播通知，并通过宣传车在主席车队进入通道前的五分钟开始播放，以免过早泄露消息。”随后，他们开始讨论《通知》的具体内容，我边记录边整理。讨论完毕后，总理让我将《通知》草稿朗读给他听。总理听后指示：“就这样，立刻将《通知》交给宣传车，并告知广播员，确保在主席车队出发前的五分钟开始，沿着路线逐步向前广播。”
正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宣传车自大会堂东门启程，开始播放接见《通知》。十二时五十分钟，激昂的《东方红》旋律在广场上空回荡，接见仪式正式拉开帷幕。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分别乘坐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则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十二辆敞篷车的开道和警卫车的护卫下，车队首先抵达广场，亲切接见了红卫兵队伍。随后，车队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前行。红卫兵们严格按照广播中的《通知》要求，有序地、有准备地在各自的位置上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便完成了对如同巨龙蜿蜒的150万红卫兵的接见。
接见完毕后，意外情势突然降临。当主席的车辆驶向西进至大钟寺东侧时，偶遇了刚抵京城的外地红卫兵。这些红卫兵目睹毛主席后，纷纷涌上前来，将主席的座车围得水泄不通，整个车队瞬间被三四百名红卫兵包围。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以及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但局面依然难以控制。一名男红卫兵跃上与蔡洪江、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位于主席左侧后方），企图借此机会跳上主席的车。蔡洪江反应敏捷，迅速将其抓住。该红卫兵拼命挣扎，声称自己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渴望上车一睹主席风采。他力图挣脱蔡洪江，甚至将对方的衣袖扯破，而蔡洪江则牢牢将其控制。此时，围观人群愈发拥挤。在主席面临被冲撞或挤伤的险境之际，驻守北太平庄的卫戍区4个机动连如同天兵天将般赶到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他们迅速清理出一条人墙通道，确保主席及中央领导的车队得以安全撤离险境。
第六次会见200万红卫兵
第五次接见无疑是最节省时间的，且极大地减轻了主席的辛劳。然而，周总理出于对主席安全的深切考虑，不敢在长达五十里的路线上反复采用前一次的接见方式。因此，他果断决定，采用红卫兵乘坐车辆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为了容纳两百万名红卫兵，至少需要动用六千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数量有限，要在短短三天内筹备到六千辆卡车，其难度之大显而易见。首都工作组紧急向总理请示，并在夜幕下迅速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地的军区及军兵种中抽调车辆，将这些车辆火速集结于北京，并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调度。
当时，北京市内可供卡车通行的道路寥寥无几，二环路和三环路尚未实现连接。面对6000辆卡车编队的庞大阵容，每一个登车点的选定、各路卡车纵队穿越起点、天安门的时间安排，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划等，都需要进行精确的科学计算和细致的规定，确保各环节的紧密协同，避免进出路线的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将这项制定科学规划的重任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凭借对摩托化部队集结、行进、疏散的丰富经验，与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人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绘制出一份犹如蜘蛛网般复杂、详尽的行车计划图。
周总理在福建厅听完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亲自审阅了该计划，并下令据此组织一场演习。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上指挥6000辆卡车进行了一场模拟演习。工作组未邀请周总理观摩演习，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彼时周总理既要妥善管理日益动荡的国家事务，又要处理错综复杂的外交局势；同时，为了防范林彪、江青等人的暗流涌动，还需将红卫兵视为“毛主席请来的贵宾”予以妥善接待。作为外交与内政的“大总管”，周总理所面临的压力实属不易。
自接见红卫兵之日起，周总理的日夜休息时间仅限于四五个小时。我们深知这一情况，因而特意避免打扰他。然而，总理对于此次演习极为关注，他并未让首都工作组知情，独自悄无声息地在大礼堂二楼全程观摩了演习。演习结束后，他立即召集首都工作组及卫戍区领导于福建厅召开会议，深入研讨演习中暴露的问题，并对6路车的速度、车距及间隔做出了重新规定。
11月3日的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标志着大会的正式开始。在林彪的发言结束后，10时20分，载有红卫兵的六辆卡车缓缓驶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然而，这一接见的形式并未如预期般顺畅。六辆卡车上的红卫兵们，与训练时的情景大相径庭，当卡车抵达金水桥时，车厢内的红卫兵们纷纷争相一睹毛主席的风采，车厢南侧的人群拼命向北侧拥挤。尽管广播员不断劝解，但他们的热情依旧高涨。这一局面导致卡车载重失衡，翻车的风险频发。司机无奈之下，只得降低车速，无法按照预定计划前进，从而使得整个接见过程延长，直至下午3时方告结束。
07、第七次会见红卫兵200万
自1966年11月步入深秋，北京的气温日渐降低。周总理深思熟虑，意识到立冬之后继续接待红卫兵，保障这些年轻人的衣食住行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他努力劝说毛主席提前终止对红卫兵的接见。在毛主席的同意下，11月6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名发布了一项紧急通告，要求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及前往各地串联”。然而，这份具有最高权威的官方文件此时对红卫兵已无实际约束力，来京的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强烈。
为确保及时接见、迅速返程，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之后仅隔七天，再次精心安排了第七次接见，此次接见的对象是庞大的200万红卫兵队伍。鉴于人数众多，周总理特意将接见分为两批进行。11月10日清晨10点，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开始接见首批150万名红卫兵。红卫兵们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与接见。然而，此次接见过程却显得格外缓慢。为了能多看毛主席一眼，红卫兵们在行至金水桥时，或是放慢了脚步，或是以螺旋状往返盘旋。毛主席为了引导红卫兵向西前进，便不断地沿着检阅台西行，高举军帽，示意大家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久留。周总理则持续通过电话指示我们告知邱巍高，安排部队进行疏导。这种缓慢的螺旋式接见直至下午4点方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站立了六个小时，显然已是疲惫不堪。
11日，紧接着，又展开了对第二批红卫兵的接见仪式。将五十万名红卫兵有序地分布在天安门广场及其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特意预留出通道），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乘坐九辆敞篷吉普车，逐一进行了亲切接见。
08、第八次会见250万红卫兵
步入1966年11月底，往日见过的红卫兵尚未来得及离去，而新一波涌进京的红卫兵人数已达250万。二者相加，京城内红卫兵的总数逼近400万。“小雪”节气过后，北京的气温骤降，寒冷异常。然而，这近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南来北往，他们大多身着单薄，缺乏保暖的衣物。此时，周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最大的压力，便是为这些衣食住行均由政府承担的“贵宾”提供保暖的被服，以防止他们受冻。即便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调拨出来，也难以缓解这一困境。
经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仿照战争时期的动员方式，对工商系统和北京市展开全面号召，要求工商部门、各工厂、店铺及仓库将所有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防寒物资悉数收集。经过多轮动员和共同努力，最终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解决了这一重大挑战。周总理卓越的指挥才能，在此关键时刻，令林彪、江青等人无机可乘。此时，毛主席对接见红卫兵的态度已有所动摇。“小雪”已过，周总理计划在25日和26日两天内，完成对250万在京红卫兵的全面接见。当周总理将此设想汇报给毛主席时，主席回应：“不是要停止串联，而是要他们返回原地继续革命。”总理则表示：“他们已经抵达，天气渐冷，北京市面临着巨大压力，我们必须尽快安排接见，让他们尽早返回。”主席接着说：“你不接见，他们就不会离开，天气这么冷，实在让人担忧。”总理反驳道：“这无疑是逼迫他们走上梁山啊！”最终，毛主席同意了总理的建议，将第八次接见定为最后一次。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总理这才放下心来，允许毛主席及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抵达机场后，无缝衔接，整个接见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26日的午后，在西郊机场举行了最后的接见仪式。然而，仪式结束后却接连发生了两起不幸的事故。首先，因饥寒交迫而情绪激动的红卫兵们，在主席尚未更换车辆之际，便不顾一切地冲向机场大门，导致门口拥堵不堪，主席的座车无法返回中南海，只得改道步行，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绕行至玉泉山。在此过程中，蔡洪江等人员陪同警卫人员步行，协助保护主席的安全，直至将其护送到玉泉山。其次，在散场时，红卫兵们拥挤不堪，竟然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垮，造成数人丧生，十几人受伤。
在1966年的七十日间，毛主席共八次亲自接见了逾千万人次的红卫兵。接见活动结束后，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撰写一份总结报告呈递主席审阅。蔡洪江委托我负责起草这份报告。我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审阅修改后，由郑维山将军签署，并转呈周总理，再由其转交主席。此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确实让周总理身心俱疲。对于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者，恐怕难以想象周总理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和付出的辛勤努力，他的辛劳已至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