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案件18号
主题涉及江青所遭遇的第18号举报事件，实则指的是她收到的另一封揭露信。之所以称之为“又一封”，是因为之前已经讲述过江青处理另一封举报信的曲折侦破经历。那次案件的侦破过程异常艰难，但最终圆满完成。那封匿名信的写信人是严慰冰，她是陆定一的妻子，一位资深革命者，同时也是高级干部的伴侣。当时，陆定一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
严慰冰，陆定一
今日再述一例，同样是资深革命者，亦是大范围干部的伴侣，实乃一种罕见的机缘巧合。
原本这不过是些微不足道、无关政治的琐事，理当缄口不言。然而，近期却有人对此喋喋不休，对江青赞誉有加，称其伟大非凡，功勋卓著。在我看来，江青并非如同某些人所述那般恶劣，亦非始终如一地令人痛恨。她确有做得正确之处，也有其应得的功绩。然而，她绝非完美无瑕的善者，这一点从她对待匿名举报信的态度便可窥见一斑。
我们从后往前说。
1980年三月末，浙江省委收到了一封由中央发出的绝密电文，明确指示省委副书记王芳即刻前往北京，参与对“四人帮”的预先审查工作，并准许其携带五名助手同行。中央方面特别重申，此事必须严格保密。
王芳
王芳，听起来像是女性的名字，但实则是一位山东出身的壮汉。在公安领域，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曾经，他的直接上司、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曾建议他更名，去掉名字中的“草”字头，王芳也欣然同意。然而，在场的伟大领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山东地区的绿化状况不佳，有些山上甚至草木不生，因此他不同意去掉王芳名字中的那棵“草”。
名保留。
事实上，王芳那时已离开山东，履新于浙江省公安厅，担任厅长的职务。他自早年便投身于公安事业。回溯至1938年，彼时他年仅18岁，入党尚不足两年，便已荣任锄奸科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
按常理，一位省份的公安厅长与伟大领袖的距离本应遥远。然而，世事总有例外，领袖对杭州情有独钟，他在掌权期间，最频繁造访之地便是浙江省的省会——杭州。自1953年起，毛共赴杭州40余次，累计停留逾800日。王芳自1952年11月至1965年8月，担任省公安厅厅长一职长达13年之久。在此期间，每当领袖莅临杭州，王芳均亲自负责其安全保卫工作。因此，他时常得以陪伴领袖左右，甚至有时与领袖共进餐、畅饮、登山、游泳、谈心。
许多事情算不出来。
二十余年后，那位领袖已踏上了归途，然而夫人依然健在。此时，王芳所面临的使命，便是负责预审江青。
彭真当时负责此案，王芳遂向其提出请求，希望由他来审理张春桥而非江青。他解释称，由于与江青关系密切，担忧在预审阶段江青可能胡搅蛮缠。
有理，彭真赞同。
王芳与江青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不妨从那封神秘的匿名信着手叙述。
1954年三月下旬，毛泽东虽已远行，然而领袖夫人江青仍滞留于杭州。突然间，她接到一封来自上海的匿名信，信件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代为转呈江青。
江青在接到匿名信之后，情绪激动，心中也泛起一丝忧虑。因此，她迅速联络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向他进行了汇报。据我推测，谭启龙可能是暗示她去找王芳，这确实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公安厅长正是负责处理此类事务的。
次日，江青与王芳展开了长达上午的交流。起初，她将一封匿名信展示给王芳，但王芳只是匆匆一瞥，便拒绝细读。鉴于其丰富的公安经验，他深知某些内容一旦接触，可能演变成灾难。然而，江青语气凝重地强调：“你不看，难道让别人看？这是一封指向反革命的匿名信，身为公安厅长的你，必须认清形势，为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来中伤我，实则其目的并非针对我，而是暗中指向了主席。”
紧接着，她痛陈革命家史，声称自己在青年时代便是一位充满进步精神与坚强意志的革命战士。如今，有人对她进行诽谤，其动机显然别有用心，背后定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王芳已透彻理解，这封匿名信主要揭露了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往事，涉及那段时期的私生活琐事以及被捕后变节的历史。写信人显然对江青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党内高层的情况了如指掌。
究竟是谁呢？江青急切地想要揭开真相，她转而询问王芳：“你对扬帆了解多少？”
王芳之名，自是众所周知，她随口提及：“昔日解放前，我投身于八路军，而他则是新四军的英勇战士。解放后，他担任了上海公安局局长的职务，我们之间交往频繁，关系亦愈发紧密。”
王芳的话让江青显得不悦，她紧接着追问：“你知道他以前的名字吗？他以前并非名为杨帆，而是叫殷杨。他曾任职于国民党南京戏剧专科学校。”
她特意强调“国民党”这三个字，其意显然是要将杨帆归入异类。
江青对杨帆不满。
三十年代，杨帆以记者的身份活跃于上海“左联”，投身于文化救亡运动。由此，他对江青昔日在上海遭受国民党逮捕、被迫自首变节的经历，以及她生活中那些风月纠葛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均有深刻的了解。
当演员时的江青
“此人不宜与主席结为连理。”
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材料出处，系那位曾于上海掀起文化救亡风潮、现担任军部秘书职务的杨帆先生。
这份报告不幸落入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手中，随即他将其转交给了他的同乡江青。
江青无疑在心中留下了杨帆名字的深刻印记，那是一种充满仇恨的情感。
毛泽东或许并未得见此份报告。据我所知，当时身为党内名义上的领导人的张闻天，原本并未打算对毛泽东的婚事提出异议。然而，鉴于地方上不止项英一人对此持有异见，他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向毛泽东提出了劝告。这一行为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
在遭受江青的迫害之后，扬帆身心俱疲，不幸患上精神分裂症，双目也由此失明。
杨帆亦未能幸免于难。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因所谓的历史问题，他被康生囚禁了十个月之久。幸赖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不畏压力，力挺杨帆，方得以重获自由。然而，他再次遭受迫害只是时间问题。到了1955年，杨帆又被指控为反革命和特务，被逮捕并关押。潘汉年同样因为一系列毫无根据的罪名，再加上庇护杨帆的嫌疑，被定性为潘杨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直至文革结束，他们俩才得以平反。遗憾的是，潘汉年在劳改农场中离世，而杨帆虽然幸存，却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江青对那个时代的上海了如指掌。她转而询问王芳：
你认识覃晓晴吗？
王芳深知，覃晓晴乃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的妻子，且系资深地下党员。对于其中的内情，他一无所知，便以不甚熟悉为由回应。然而，后来王芳方才明了，追溯至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晓晴曾与她同被囚禁于一室。江青在阅读了这封匿名信后，决心对与她有所关联的人与事进行一番梳理。
据覃晓晴所述，江青被捕之际，她因供出了江青而随之被捕。此说似乎颇具依据，覃晓晴在其回忆中亦直言不讳，承认自己曾供出“无名剧社”的部分成员，其中便包括李鹤，亦即江青本人。
覃晓晴所撰写的回忆性材料，落笔于1976年12月18日。彼时，江青被捕尚不足三月，恐怕她当时即便早些时日，亦不敢轻易动笔。
她回忆道，被捕之际，一名外号“黑大个”的特务曾向她提问：“有人在关注你，你姐姐是不是李鹤？她曾向我们提及你。”那名特务继续说道，“你瞧有些人最终落得何种下场，不是忍受酷刑，就是被关进了龙华监狱，但李鹤的情况却不同。她在这儿住了几天便重获自由。她性格乐观、活泼，京剧唱得尤为动听，曾为我们演唱过几段。”
江青始终否认自己曾在上海服刑，她试图抹去这段过往。然而，她心中不禁忧虑，遂向王芳探问：那个名叫赵耀珊的国民党特务如今何在？她所指的正是那位身材高大的黑大个。王芳回应称，该犯人在解放后已被判处死刑。江青听闻此言，心情才稍有缓解。
然而，江青对匿名信感到极度的焦虑。返京后，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起初，毛泽东对此不太在意，询问是否是她得罪了他人。但江青却将此事放大，甚至将其提升至处理“高、饶反党联盟”的层面。
领袖沉默即默认。
在最高领袖的默示支持下，声势顿时壮大，匿名信事件被正式命名为“18号案件”，随之展开了周密细致的侦破工作。
江青指导破案。
鉴于匿名信封上显著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指示公安部门将侦查重心转向上海地区的党政机关及文艺领域。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王芳以及上海市公安局时任局长黄赤波均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决定将这起匿名信事件升级为重大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公安部部部长罗瑞卿将承担起总指挥的责任，而上海地区的侦查工作则由黄赤波主管，浙江地区的侦查任务则交由王芳负责。
在会议中，我们针对案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那些曾在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艺领域的相关人员。
侦破工作在极度的保密状态下展开，鉴于涉及领袖夫人，各级领导均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负责此案的侦破，他每隔数日便会亲自听取工作汇报。
当时，专案组将那些笔迹与匿名信相仿、且对江青持有不满情绪的人员，纳入侦查视野，实施集中调查。他们搜集了超过800份的笔迹样本，并进行了详尽的笔迹鉴定。案件档案堆积如山，卷宗累计多达五六包。
这些侦查对象囊括了诸如江青昔日房东家的女佣秦桂贞等人，她熟知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还有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对江青表达过不满，同样被纳入了嫌疑人名单。尽管时间流逝已久，但案件至今仍未有定论。
江青催促不断，甚为不满。
当时，被侦查时间最长、嫌疑最大的，是前上海市文化局局长、知名书画家赖少其的夫人曾菲。
赖少其与曾菲
这起事件源于她丈夫赖少其的提议。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赖少其曾提出一项议案，呼吁组织对贺子珍的生活提供相应的关照。
江青对贺子珍心生畏惧，因而她坚信赖少其的行为源于对他个人的不满。
公安部门在调查赖少其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过往甚密，她对贺子珍的困境亦感同身受。此外，曾菲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未能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会面一事，亦持有不满之态。
这纯属意料之中。曾菲本就是被誉为“女汉子”的人物，曾有一回，她偶遇一名叛徒，对方手握一枚手榴弹，已拉出引线。她便命令叛徒，若想存活，便须随她同行；否则，便将一同丧命。最终，她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制服了这名叛徒。
贺子珍与妹妹贺怡
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及曾菲，均为新四军时期的旧识。解放后，贺敏学在上海工作，与贺子珍一家相距甚近，因而得以相识。当贺敏学奉命调离上海之际，他特地委托曾菲代为照料贺子珍及其家中的长辈。
尤为巧合的是，赖少其恰巧任职于华东文委，此点与匿名信封上的信息亦相吻合。
在向柯庆施做了详细汇报后，柯庆施判断曾菲具备作案的可能性和相应的思想根源。随后，公安部门提取了曾菲的笔迹样本。经专业鉴定，结果显示，曾菲的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高度吻合！
曾菲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尽管对曾菲进行了漫长的暗中调查，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
在这期间，江青屡次催促询问，显然她对于案件迟迟未能破获，心中颇感不悦。
未曾想，这18号案件竟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意外之喜，轻松而得。
在1961年，那是一个七年时光流转后的年份，在一次偶然的契机下，真相大白——那位匿名给江青写信的人，竟然是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女士。
50年代，林伯渠、朱明在苏联。
朱明，原名王钧璧，系安徽省定远县人士，1919年，他诞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王钧璧随家族迁往四川避难。1939年春，在林伯渠先生的精心协调下，王钧璧得以抵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并在此更名为朱明。
1945年春至夏，中共七大在延安隆重举行，林伯渠光荣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当这一重要会议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六十岁的林伯渠迎来了他的新生活，与年仅二十六岁的朱明喜结连理。
林伯渠声望卓著，乃延安五老中的佼佼者。谁料，家中之事竟牵扯其中，令人始料未及。
中办主任杨尚昆曾与破案相关。
林伯渠先生离世之际，朱明同志致信中央，就林伯渠先生身后遗留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详细反映。此信辗转至杨尚昆同志手中。
1953年，杨尚昆屡次审阅了江青收到的匿名信，对该信的笔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在阅读朱明致中央的报告时，他敏锐地察觉到报告上的笔迹与匿名信的笔迹高度相似。杨尚昆随即拨通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电话。经公安部专家的仔细鉴定，证实这两封信的笔迹出自同一人之手。
紧接着，杨尚昆与徐子荣对朱明进行了谈话。朱明坦诚地表示，八年前曾匿名致信于江青。
王芳回忆起在杭州休养期间，江青身旁独缺一人的陪伴。于是，他决定让陪同林伯渠夫妇一同来杭州的林莉（即林伯渠与前妻所生的女儿）陪伴江青。林莉自幼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教养院生活，并在苏联完成了大学学业。1949年，江青前往苏联接受治疗时，林莉担任她的翻译，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感情，江青对于这样的安排并未感到不悦。
那封匿名信极有可能是在朱明滞留杭州期间所撰写，随后于抵达上海后寄出的。
事件曝光后，朱明在自家寓所内吞服安眠药结束生命，年仅42岁。随后，他被官方判定为“反革命畏罪自杀”；在文革期间，其身份又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同时，林莉因被怀疑为同谋，亦被拘捕入狱。
自“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最终得出结论：朱明所写的致江青的信件内容并无不当，原先将其定性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此案实属冤屈，应当予以平反昭雪，并恢复其名誉。
在江青尚未掌握重权之际，其行事尚能保持一定的节制。然而，权力的腐蚀力不容小觑，这一点在匿名信事件中得以充分体现。
先前我们谈及了江青所涉及的“十八号案件”，借此契机，我要阐述一个道理：权力往往能够使人发生蜕变，权力愈盛，其滥用之可能性亦随之增大。
尽管18号案件已告破，江青心中却难以释怀。一方面，负责此案的主要负责人王芳似乎表现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似乎有大量关键材料被浙江与上海两地的公安部门所掌握，这始终成为她心头的一块隐痛。
她此时握有更大权力。
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江青晋升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随后被誉为“毛主席的忠实学生”和“伟大的旗手”，她的气势愈发嚣张。她开始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那之前的1964年，王芳实现了晋升，荣任浙江省副省长一职，并随后又兼任了温州地委书记的职务。然而，在文革的风暴中，像他这样的“走资派”要想幸免于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王芳与众多领导干部同遭厄运，同样被推入了困境。
然而，他与众人截然不同，只因上方有人对他念念不忘。
1968年2月28日的夜晚，杭州大地刚经历过一场大雪的洗礼，王芳在押送下被送上了一架空军专机，抵达了北京。
直至七年后王芳重获自由，方才得知，与她同乘一架航班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及另外17名官员，他们均为侦查“18号案”而涉及的上海市公安局与浙江省公安厅的公职人员。抵达北京后，众人无一例外地被拘押，并接受了中央专案组的审讯。
王芳回忆起自己被囚禁于北京监狱的那一刻，便开始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被带到了这里？
他迅速得出结论。
中央专案组负责审理他的案件，他们聚焦于一点进行深入调查，那就是王芳究竟收集了关于江青的多少负面资料？
专家组成员的态度时而强硬，时而柔和，不断敦促我说明搜集江青负面材料的情况。
仍是18号案余波。
此处需引入一位人物，便是许建国。身为1922年入党的资深党员，他曾担任延安时期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成员。在延安，江青被许建国发展为类似当今网格员或线人的角色，负责向其定期汇报。许建国与周恩来关系亲密，曾历任天津市公安局长、上海市公安局长、公安部副部长等职务，后还出任驻罗马尼亚及阿尔巴尼亚的大使。然而，1967年年底，江青在天津公开指控许建国为特务，声称其多年来一直在暗中陷害自己。
许建国，方林
自然，江青对许建国的某些不满始终难以启齿，那便是他在上海任职期间，毛泽东赠予贺子珍的物品及款项，均是通过他之手转达。这缘于他言辞谨慎，为人可靠。
如此一来，许建国不幸被捕入狱，度过了长达七年的牢狱生涯。直至1975年，审查结果揭晓，他被定性为“叛徒”，并被开除出党。然而，1977年，许建国含冤离世。
1967年春天，许建国的夫人方林回忆起，周总理在北京饭店询问“18号案”详情之际，张春桥，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也陪同在旁。当许建国提及1954年对“18号案”的调查时，张春桥回应道：“这事情我怎么可能不知道？”许建国亦接着补充，指出张春桥当时身为宣传部副部长，不知情的情况应该很多。
这是冒犯得势的张春桥。
周恩来之所以向许建国追询“18号案”这一久远的历史案件，实因罗瑞卿身为“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正遭受批斗之苦。罗瑞卿，作为我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其名下曾有过此案。江青便趁机翻出旧账，诬称罗瑞卿在侦查“18号案”过程中，搜集有关她个人的所谓“黑材料”。
张春桥必然会将此次会面内容向江青进行详细汇报，并随之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办公室内，从保险柜中找到了封存已久的“18号案”相关侦破资料，随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2月23日，张春桥派遣秘书携带“18号案”的资料离沪，并向中央文革小组呈报称：“我认为，那些可能对他们不利的资料恐怕早已被销毁。”4月21日，江青派遣专人赴上海，将“18号案”的完整档案悉数带回北京。
江青批示道：“案件已告破，作案者已自尽，相关材料无需再行保存。”
据此，中央专案二办遵照江青的指示，草拟了一份关于销毁该案文件的请示报告。林彪在报告中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人共同负责执行销毁任务。”
9月27日，于中南海的勤政殿中，谢富治与汪东兴亲自操刀，对查破“18号案”的相关档案材料进行了彻底销毁。
众多高层要员对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表示关注，从中可见当时政治环境的不寻常。
在“18号案”的档案资料即将被销毁的关键时刻，1967年9月5日，江青向造反派散布了谣言，声称：“上海市公安局对我进行了大量不实资料的整理和诬陷。”
9月11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批评道：“为何上海市公安局未对此事展开调查，他们对无产阶级领导机关持有何种立场？”
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迅速展开行动，致力于挖掘所谓“整江青黑材料事件”的“内幕”及“幕后推手”。不久后，他们向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提交了题为“关于调查反党集团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情况的报告”的汇报。
9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六个造反派团体再度联合，向张春桥、王洪文、谢富治等人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反党黑帮搜集江青同志黑材料的调查报告”的文件。该报告对原办案人员的证词进行了篡改，并恶意指控上海市公安局领导黄赤波等人，声称他们“以追查18号案件为幌子，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搜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报告进而呼吁对这一案件进行专门的审查。
江青借此机会，随即下达命令，指示张春桥和王洪文对上海文艺界的有关人士展开抄家行动。他们将过去与江青有关的影片、报纸、杂志、图片等各式资料，以及当年公安部组织侦破匿名信案件的全部材料，尽数付之一炬。
她以为如此，历史便清白。
记忆难以抹去。
昔日担任上海市领导职务的陈丕显，曾作过如此详尽的回忆：
1952年3月，我自苏南区党委书记的职务调任上海市委的代理第一书记。鉴于上海对其人了解颇深，有关江青的私人生活传闻亦不绝于耳。因此，我对她的态度是保持距离，内心有所保留，但表面上依旧保持礼貌。“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的身份非同一般。幸运的是，江青抵达上海后便迅速与柯庆施、张春桥建立了联系。柯庆施不幸病逝后，江青与我之间的交往才逐渐增多。1965年某日，江青在位于西郊宾馆的住所设宴，邀请了我、谢志成（即陈丕显的夫人）以及张春桥，此举大概是出于对我们支持其革命现代戏工作的答谢。
亦是酒后言辞略显放纵，我们在酒席间回忆起那段投身革命的岁月，我提及谢志成投身革命之路，深受华家的深刻影响。
“华家？”江青问。
谢志成回忆道，在故乡无锡求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极为要好的同窗，她名叫华辉，亦称华英。华辉一家思想先进，早年便投身并坚定地支持革命事业。她的二哥华斌、姐姐华萼均早早地加入了党组织。他们时常向我们传授革命的理论，激发我们投身革命的决心。1934年，华辉前往上海投身“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归乡后，她送给我一条衬裙，那是与她有组织联系的同志所赠，而那条裙子则是上海的一位名叫蓝苹的同志转赠给那位同志的。华辉将衬裙赠予我，意在将其作为“信物”，期望我能早日加入革命的行列。
江青听闻此事，顿时神色骤变，急忙辩解道：“那根本不是事实！绝对没有这回事！你难道不知道我那时的名字吗？”
“蓝苹啊，我听说你曾经演绎过《大雷雨》。”志成直言不讳地提及。
“你同学叫啥？”
“她世人皆称华英，乃是华家的小妹，不幸于福建英勇献身。她的姐姐华萼，当年与你共度牢狱生涯。此外，我还听闻，有位名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仁兄，亦曾与你并肩于牢狱中度过那段时光……”
谢志成，在早年投身新四军之际，曾担任军部速记员一职，为叶挺、项英、曾山等众多领导提供速记服务。他拥有非凡的记忆力，对于那些亲身经历的往事，仍能记忆如新，言谈间不经意间便娓娓道来。然而，未曾想，这些随口提及的往事，竟无意中触及了江青内心的隐痛和敏感之处。
“绝无此事！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我从未被捕，更未曾将任何衬裙赠予他人……”江青语气坚定，声音中透露出一丝颤抖。
气氛瞬间变得极度尴尬，张春桥径自低头用餐，对旁人视若无睹，全程默默无言。
“我是在假装哭泣之后得以获释的。”
当时，无人料到会揭开江青的过往秘密，不过不过是随意提及往事。然而，却是江青自己心虚，如同做贼一般。
后来才了解到，江青对她1934年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拘捕的事实讳莫如深，这成为了她心中的一个隐痛。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透露，江青曾向他询问，1935年（实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的情况，以及公安局是否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即她自首的手续）。这实际上是她想要黄赤波帮她查找并转交给她的。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期间也向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表示，她在上海时并未被捕。与此同时，她要求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前往市局档案处，调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不久之后，江青又向王芳解释称，她要求王济普查阅敌伪档案是为了查找浙江的一个坏人，因此需要那份档案。江青的这些行为，无非是为了销毁可能的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戈一击，诬陷上海公检法的同志对她进行了“黑材料”的编制，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余人分批押送至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为知晓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严重的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遭受批判、斗争、监禁，饱受侮辱和折磨。华萼更是因迫害而丧生。
陈丕显回忆录记载其回忆。
王芳，你搜集有关江青同志的负面材料，证据确凿，无法否认。你不仅目睹了反革命匿名信，还直接参与了相关案件的侦破。你的行为甚至超过了朱明。你必须如实交代，你究竟搜集了多少江青同志的负面材料？又将这些内容传播给了哪些人？
正部级官员一日三餐，而副部级官员则一日两餐。身为副省长的王芳，依照副部级的标准，每日只得两餐。每餐仅有两个窝窝头，大小仅如鸡蛋。我常将窝窝头一分为二，每半分食两口，一餐便摄入了八口，总计一天十六口。早餐是一碗米汤，米粒难觅。晚餐则是一碗未洗的大白菜。如此简陋的饮食，连半饱都难以实现，每日都忍受着饥饿的折磨。
此外，尚存诸多规章，例如每十五日便需沐浴一次。每日上午，我们得以轮流至庭院中，享受半小时的户外活动。在此地关押的众人，无人能直面相见，即便是如厕也不例外。如需如厕，必先敲门向值班的战士报告，战士随后再向班长通报。获准后，红灯亮起，方能前往。而守卫战士则会守候在厕所门口。如厕完毕，警报解除后，方可返回各自的房间。
除了那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之外，阅读报纸的机会也一并被剥夺。日间，我们只得或坐于凳上，或卧于木床，面壁而坐，严禁躺下休息。床头上悬着一盏明亮的灯泡，日夜不息地照耀着，门口的守卫战士透过窗户，时刻警惕地监视着室内的任何动静。一旦有人违反了监规，轻则遭受斥责，重则遭受拷打。几乎每一天，都能听到从门外走廊传来的阵阵凄厉呼号声。
王芳感慨道，他算是比较幸运的，未曾遭受过体罚。然而，有一次他在倒开水时不慎将热水壶摔碎，结果遭到了看护人员的禁令，两天内不准他饮用开水。无奈之下，他只能趁着上厕之际，以自来水来解燃眉之急。此后，他索性自己掏钱购置了一新的热水壶。
林彪事件后，生活待遇有所改善。
王芳日后荣任公安部长之职，而秦城监狱恰在其管辖之列。在审视监狱之际，不知他是否会在心头浮现出往昔那段囚禁的岁月。
王芳幸免于难，完好无损地步出牢笼，这一切皆因毛泽东犹记当年在浙江接待过的那位公安厅长。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主席合影。
谢静宜，曾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曾向王芳透露一段往事。1970年冬天，她在北大蹲点期间，在一则北大造反派所印的小报上，发现了指责王芳与美蒋特务勾结、企图暗害毛泽东的文章。谢静宜将这份报纸带回，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拿起放大镜，细致地审阅了小报，随后对谢静宜说：“那正是王厅长。”并表示愤怒，“浙江的造反派不断针对王芳，抓住不放，指责他反对我，想要谋害我，但我并不相信。我了解王厅长，他怎么会反对我呢？他有什么理由反对我呢？我若不知道，又怎会活到今天呢？我每年都去杭州好几次，他是我的保卫负责人。如果他真的想害我，我早就该死去了，又怎会还活着？”毛泽东继续对谢静宜说：“王芳是个好人，只是有时喜欢饮酒。你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喝了。”
王芳未被释放。
至1973年7月，毛泽东再次提及王厅长，并向汪东兴询问了王芳的近况。此次询问，进展颇为迅速，不久后，中央专案组便草拟了《关于王芳释放的请示报告》。
王芳仍被囚禁。
刘馨，王芳之妻，忍无可忍之下，向毛泽东主席致信，恳请释放王芳。中央办公厅信访处于1974年10月25日，将刘馨所写之信以《来信摘要》（第1336号）的形式上报毛泽东。摘要中提及：“浙江省前副省长之配偶致信领袖，述及王芳自1968年起历经审查，已有七八载。目前，王芳身患多病，生命岌岌可危，恳请尽快给出结论，或准许其归家疗养。”信后附上了刘馨于9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
1974年10月28日，毛泽东亲自签署批示：“王芳、吕剑光二位同志，我看他们并无问题，似乎应当予以解放。”
在落笔日期之后，毛泽东补充道：“这二位，我颇为了解。”
紧随毛泽东亲笔批示之次日，中央第三专案办公室向王芳呈递了那份批示，随之，王芳得以重获自由。
数年过后，那位昔日的阶下囚跃升为公安部部长之职。通常情况下，监狱管理隶属于司法部管辖，但鉴于秦城监狱的历史渊源，它却始终由公安部直接管理。1987年11月，王芳莅临秦城监狱进行视察，通过闭路电视监控观察在押犯人的状况，其中也包括了江青。据监管干部介绍，江青得知王芳已出任公安部长一职后，曾对监管人员表示，她与王芳私交甚笃，即便他成为了部长，也未曾前来看望她。
王芳听了这番话，不禁感到既好笑又无奈。竟然连申请江青预审回避都做了，她还能去见这位领袖夫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