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晚上，李宗仁和何应钦一起给和谈代表张治中回了电，说他们不会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第二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过了两天，第四野战军总部也给手下的快一百万大军下了新的动员令，这个动员令上签字的五位首长，那名字排列可有说道呢！
4月23号下的那道命令里，第四野战军领导还是用的“林罗刘谭陶”这几个名字，其中谭政和陶铸同志是排在后面的两位，他们分别是四野政治部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过说实话，那时候四野新上任的第一参谋长萧克，已经到河南的四野总部开始工作了。
换句话说，到了1949年4月底，刘亚楼虽然实际上不再负责具体工作，但名义上还是四野的参谋长。这主要是考虑到两点原因，一是萧参谋长的任命还没正式宣布，要是突然换成“林罗萧”的组合发号施令，部队里可能会瞎猜乱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另外，刘亚楼的新岗位还没对外公布，因为第十四和第十五兵团的成立指令还没正式发布。那时候，罗政委其实没跟着部队往南走，而新上任的第二政委邓子恢也还没到部队里。说起来，那会儿算是四野领导层的一个临时过渡阶段。
这条指令从侧面反映出，从1946年开始，刘亚楼不光是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还有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他也做过第四野战军的参谋长。但军事历史上这部分讲得不太清楚，导致很多读者都搞不明白，这究竟是咋回事呢？
这个历史疑问的产生，是因为1948年底到第二年开头，东北野战军两次改编没做到位，背后有着不少复杂的原因。
一开始，东北野战军是最先使用“军”这个称呼的。
到了解放战争的关键决胜时期，四大野战军跟华北军区的野战队伍，差不多都组建完毕了。他们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战略区域里，跟敌人进行最后的较量，比如在东北、华东、中原、西北这些战场上。这些野战军的名称，还是按照他们所在的地方来叫的。
但自从淮海战役开始以后，就有了两支以上的野战军一起打仗的情况。那时候，华东野战军有第1纵队（由叶飞指挥），中原野战军也有个第1纵队（由杨勇带领）。就连这两个纵队下面的师啊、团啊的编制号码，也都差不多一样，这给指挥打仗和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这时候，战争马上就要转到大规模追击消灭敌人的阶段了，东北的野战军得往南走，中原的野战军也要去江南，再用以前的地区性部队名字就不太合适了。军委早有准备，提前就想好了办法，所以在1948年11月1日发了个通知，说要统一全军的组织和部队的名字。
按照新要求，四大野战军会换上新的数字编号，不再按地方来分；纵队要改名为“军”，团级以上的战斗单位都得按全军统一顺序来排，这样每个部队的编号就是独一无二的了。这事儿办得挺及时也挺重要，像之前的华野第一纵队和中野第一纵队，以后就会变成两个编号不一样的军了。
虽然不错，但部队改编得有安稳的环境和时间才行。1948年11月那会儿，西北、中原、华东的野战军还有华北军区的部队，都还在打仗的紧要关头，没法立刻进行改编，只能先放一放。
能担此重任的，刚好是刚打完辽沈战役、正在休息的东北野战军。所以，大概在11月13日那会儿，东北野战军的各个纵队就改名叫“各军”了，他们是几大战区中第一个用上军级编号的。就像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在辽阳就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军！
不光是部队从纵队变成了军，司令员的头衔也换成了军长，就连各个师团都得换上新名字，还得对干部进行重新安排。这么一来，没有一两个月的工夫，改编的事儿根本搞不定。根据“林罗刘”几位领导的估计，东北野战军起码得休整到1949年春天，才会大规模进军关内，所以改编的时间肯定是充裕的。
不过，因为华北那边战事吃紧，东北野战军得赶紧帮忙，所以军委在11月22日明确下令，让东野提前进军关内！这样一来，东野的改编工作就被打断了，好多师团都还没来得及改完，就只好急急忙忙出发了。
考虑到这个情况，平津战役时，东野司令部在指挥和下令时，还是用了“纵队”这个称呼，为的是不乱套。所以你看好多军事历史和文件里，会碰到“某纵”和“某军”的说法好像对不上，但其实都是对的，就是因为那时候东野情况特殊嘛。
那时候，东北野战军还没正式改名叫“第四野战军”，领导班子的名单也还是老样子。虽然纵队、师、团都分到了新的编号，但实际上还没怎么用起来。这一切啊，都是因为突然接到命令要提前进关，所以第一次改编就只好匆匆停下了。
二、东北野战军在平津地区进行了“当地整编”。
到1949年2月初，平津战役终于大获全胜。之后，因为还要改编起义的军队、接手平津的城防等事情，东北野战军直到2月底才得空休整。这时，他们终于有机会去完成之前没做完的改编任务。所以，3月7日，军委又发出了新的相关指令。
1949年3月11号，原来的东北野战军换了新名字，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各个纵队也开始用上了军的编号。按照之前的安排，四野还增加了两个兵团部，这样一来，就有了野战军司令部（包括直接管的部队）、四个兵团和十二个军的战斗队伍。
要增设的两个兵团，得挑几位出名的将领来当头儿，还得决定司令部以哪个部队为主。不光是司令员和政委，连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这些位置也得找人，这些人事安排都挺费时间琢磨和准备的。毕竟，安排人事历来都是件棘手事儿，这段时间里，会议一个接一个，电报也是络绎不绝。
换句话说，3月11日那天，东北野战军就是换了个名字，其他什么都没变，像野战军、兵团、纵队的这些组织还是老样子，就是换了个编号。“林罗刘”三位还是野战军的头儿，刘亚楼也还是“四野参谋长”，他继续负责并参加了好多会议。
比如说，萧劲光领导的第一兵团部，虽然名字改成了“第十二兵团司令部”，但实际上手下没有固定的队伍。程子华负责的第二兵团部情况也一样，他们作为东野的先头部队进入关内时，临时指挥了四纵和十一纵，而四野的十二个军还是直接由野战军司令部管理。
原本改编的时间挺充足的，中央军委还给林罗刘发了电报，说：“等傅作义、阎锡山、杜聿明这三股势力都被解决了，咱们全军得休整上两到三个月。之后呢，刘邓和陈粟的部队会去江南，而你们则要去湘鄂赣地区。”换句话说，四野原本打算至少要休整到四月底呢！
现在，已经改编好的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正全力往长江边推进，打算发起渡江战斗。为了让华中的白崇禧部队动弹不得，渡江战役的总指挥部多次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希望第四野战军能早点行动，确保渡江顺利。这样一来，第四野战军的改编工作又被暂时搁置了。
3月17日，中央军委给“林罗刘”发电报说：“你们那两个军本该早点在丑有那天就出发，主力部队得在4月1号前准备好启程！”军令严肃得跟山一样重，四野部队没多余时间了，没法等全部改编完再大张旗鼓往南走，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边行进一边改编”。
比如说，新成立的先头部队，就是临时让第十二兵团指挥部带着第40军和第43军，火速收拾营地往南赶，跑到武汉对面去拖住白崇禧。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两个军并不在同一个部队里，要不是情况紧急，时间紧迫，也不会这么安排。
所以，当四野刚开始换名字那会儿，主要领导的名单还是老样子，四大兵团的架构也还没搭起来。主要是因为又突然接到了赶紧往南走的命令，导致第二次改编没搞得太到位。
三、刘亚楼曾短时间做过四野的参谋头头。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军委做出了调整第四野战军领导团队的决定，并且确定让刘亚楼来担任新成立的第十四兵团的司令员。不过，这些事情都得按规矩来，也得花时间。像新上任的四野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他们都是从华北军区调过来的。
萧克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得很明白，他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赶到开封，跟四野总部碰头的时候，已经是4月份了。而且啊，刘亚楼被任命为兵团司令员的文书，也是4月份才签发的。这么一来，1949年3月整个月，刘亚楼都还是四野的参谋长呢！
从3月11号正式变成四野开始，到4月份参谋长换人，还有刘亚楼当上兵团司令，这中间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罗政委虽然已经确定要当总政治部主任，刘参谋长也确定要当兵团司令，但他们还是坚持在北平把最后的工作做好。
虽说东野的“林罗刘”组合不再，但在四野刚重组那会儿，罗政委和刘参谋长还是一心一意地干着本职工作。罗政委不光亲自主导了南下前的高干大会，还继续当着四野的第一政委，毕竟他在部队里的威望那是无人能及的。至于第二政委邓子恢，他是在5月12日才来接手的。
刘亚楼在部队往南开拔后，他作为四野的参谋长，替野战军司令部跟华北军区办好了防守和管理上的交接，这可不是他作为兵团司令员时要干的活儿。等新的职务安排一公布，刘亚楼就在平津地区挑起了干部，忙着建第十四兵团的司令部。
就是说，东野改编成四野以后，刘亚楼还当过一阵子的野司参谋长，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段事儿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啊，四野总部关于成立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的命令，是4月28号才正式下发的，命令编号是《战字第34号》！
从3月11号到4月28号，这一个多月，刘亚楼难道就空着没干啥职务？这显然说不过去。最可能的情况是，他名义上还是四野的参谋长，但实际上留在北平没管事。那会儿，四野主要是忙着赶路行军，也没打什么大战役。
直到1949年5月底，四野的主要领导名单才最终敲定。所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这套书里，从1949年6月开始，才记录了新的野战军司令部领导名单。在这个特别的转换阶段，军事历史的细节确实容易让人搞不清楚。
要想弄清楚这段军史，读者得明白，在大决战那会儿，东北野战军因为两次突然接到上级的急令，导致他们的两次改编都没能完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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