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他那会儿正是在东汉刚开始不久的时期生活着。
和司马迁比起来，班固可不一样。司马迁写的《史记》，里面不乏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而班固嘛，始终心系汉帝国，唱的都是赞歌。
汉明帝永平五年（62）那会儿，有人写奏折告状，说班固“私自整理国史”，结果班固被关进了牢里，书稿也被搜查走了。班固的弟弟班超赶快跑到洛阳，为兄辩解。汉明帝看了书稿的内容，才知道班固心里满是对大汉的忠诚，便把他放了出来，还封他为兰台令史。之后，班固参与编写东汉的官方史书，也就是《东观汉记》（不过这书后来散佚了），里面有光武帝的记载。到了汉章帝建初七年（82），《汉书》总算初步成书了。
作为扶风人，班固在朝中算是“长安系”的一员。那些老一辈的三辅人士，曾经觐见天子，享受过大汉的荣耀，不过由于他们归顺刘秀较晚，升迁起来就比较吃力，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但班固出生在新时代，长在新时代，所以他对新局面并没有排斥。他写了《两都赋》，大肆赞美洛阳的繁华与制度之美。考虑到东汉建国时的气势，《两都赋》描述的景象或许不是空谈，而班固自己心里，也不一定只是为了迎合时势。
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只有归属于这个帝国，个人才算是真正活在世上。光武中兴之后，这世间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汉帝国的长久呢？成为帝国意志的一部分，真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
天命虽然有一定的规律，但人的际遇总是变来变去。在汉和帝时期，班固跟随窦宪，结果不怎么顺利。他的家奴喝酒后阻拦洛阳令种兢的车，还大骂起来，简直没把种兢放在眼里。因为惧怕窦宪的权势，种兢也不敢追究这事。可等到窦宪倒台后，班固被种兢陷害，在洛阳狱里丧命。
临终前，他有没有怀疑过自己亲手写的那些汉家神话是真是假？
▲班固的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女主
班固去世的事情，引出了东汉时期外戚横行的祸事。
章和二年（88），汉章帝一走，年纪才十岁的太子刘肇，也就是后来被称作汉和帝的皇上，登上了皇位。因为这位新皇呢，还太稚嫩，太后窦氏就开始主持朝政，她的兄弟窦宪也轮到掌控国家大事。在不少人的眼里，章帝一死，东汉就悄悄走向了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那会儿的外戚权势太大，也成了后来两千多年研究这段历史时，大家的共识和认知。
咱们可以先把皇帝身边那些女人们好好整理一下。
刘秀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和新野阴氏联姻，这背后可是南阳的那些豪门大族在撑腰。后来，为了拉拢河北的豪族，他又封真定郭氏为后。统一天下后，刘秀把郭氏废为中山王太后，又把阴氏立为皇后，阴氏的儿子刘庄成了太子。可他又不想太过打压河北那边的势力，所以还是对郭氏很尊崇，主要是为了防止阴氏去逼迫郭氏。
刘秀的亲戚里，还有几个来自西北的家族，像扶风的窦氏、安定的梁氏和扶风的马氏。马氏原本和窦氏、梁氏之间关系不错，据《后汉书》记载，马援曾经生病，梁松去看望他，在床边拜礼，马援没有回应。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就问他，为什么要得罪这么显贵的人？马援说，他只不过是梁松父亲的朋友，无需太在意这些强势的人。从此以后，这两家就结了怨。后来，马援在远征武陵蛮时失利而死在军中，梁松和窦固趁机落井下石，马氏逐渐衰败。为了维护家族的地位，马氏家族决定终止与窦氏的婚姻，把马援的女儿，也就是明德马后，送入太子宫。等汉明帝登基后，为了打压窦氏，逼窦融辞职，还禁锢了窦固，还把梁松给杀了。
史料里说，东汉的皇帝们挺喜欢皇后，可是，生下皇子的皇后却不多见。皇帝的宠幸，更像是政治上的宠，而不是出于人情。马后进宫之后，肚子迟迟没动静，在还没正式被封为皇后之前，明帝就把贾贵人——也就是马后的外甥女的儿子——过继给马后，让他当养子，后来这孩子就是汉章帝了。
贾贵人让出儿子，算是一招家族策略吧。整个东汉时期，姐妹亲属一块儿进宫的事儿屡见不鲜，只要有人生了子嗣，受益的就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后族。地位相对较低的贾贵人，当然没有拒绝的余地。马后肩负着振兴家族的任务，她的失败就代表马氏一族的失败。想要突围，有个常用的办法就是靠美色征服皇帝，可皇宫里美女如云，总有人更年轻更漂亮。马后另辟蹊径，努力讨好阴太后，为自己争取到一些政治筹码。在选皇后的时候，阴太后一句话“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就一句话定了下来。
▲阴丽华的画像，来自网络资源。
当上皇后也不意味着就能安享太平。郭氏被废的事例摆在眼前，除非自己的养子能登上皇位，否则根本没有一刻能放松。马一再阻挠兄弟们的官场道路，并不为他们谋取高官厚禄，主要是怕招惹皇帝的忌恨。马后的兄长马廖、马光、马防，在明帝在世时也不过就担任虎贲中郎和黄门侍郎罢了。
马氏的小心翼翼打理家族地位的同时，女主的政治雏形已经开始露出端倪。可惜，马后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天。永平十八年（75），明帝驾崩，章帝登基。在表面上看，章帝非常信任自己的舅舅们，还让马防出去领兵，试图积累军事功劳。不过，另一方面，他却迎娶窦氏和梁氏的女儿为皇后和贵人。这两家本就势力较弱，又与马氏之间有些恩怨。章帝这么做，明显就是想通过外戚干预外戚，打破传统的势力格局。
马后想出一个办法，她让和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宋贵人家的儿子刘庆当太子，试图抢占皇储的宝座。这一番努力，可惜注定要落空。必须先确保女主的安稳，才能保证太子的未来，否则就只会重蹈郭氏的覆辙。有意思的是，窦皇后的曾外祖母正是郭氏。
建初四年（79），马后去世。才过了四年，马氏兄弟因为生活铺张浪费、接待宾客过多，被免职回到封地。
▲明德马皇后像，图片来源：网络
窦皇后，另一个马后，不过手段更狠一些。她收养了梁贵人之子的刘肇，再加上诬陷，使得太子刘庆被废，宋贵人也服毒自尽。刘肇成为太子后，梁家私下里欢呼庆贺，可窦氏一族一听到，都担心梁氏得势会害到自己，就开始诬陷另一位贵人，指控梁贵人父亲谋反，结果他们一家被放逐到九真。最终，宫里竟没人知道刘肇其实是梁贵人的孩子。
窦家人作威作福，阴、马诸氏“莫不畏惮”。不过，窦皇后对于章帝而言，就像马氏对明帝一样，纯属一枚棋子。章帝随意限制马氏兄弟，也更无须太多顾忌到窦氏。窦皇后的兄长窦宪得势之后，低价买走公主的园田，章帝严厉斥责他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吓得魂飞魄散，窦皇后立刻“毁服深谢”，归还那园田。章帝虽然就此原谅了窦宪，但也没再重用他。
看光武、明帝、章帝这几个朝代，皇后都是像踩在薄冰上一样，小心翼翼，外戚们战战兢兢，没有哪一个敢轻易挑战皇权。不过，到了汉和帝登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变故——他年纪刚十岁，成了东汉第一个幼帝，于是皇帝的实权便落入了窦太后手中。她把朝政交给了兄长窦宪和太傅邓彪打理。邓彪性格温和，是个普通的循吏，刚好能成为窦家在外朝的代表人物。
章帝去世后，各地诸侯王纷纷前来洛阳吊丧，其中就有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刘畅在京城里挺活跃，渐渐获得窦太后的信任。不过，某次上书时，刘畅请求掌握“宫省之权”这一事务，没想到触动了窦宪的利益，结果窦宪派刺客暗中杀了他。窦太后对这事非常愤怒，把窦宪软禁在宫中。这一举动没让窦宪吃上牢狱之灾，但他得要向天下人交代个说法。于是，他决定“自求击匈奴以赎死”。永元元年（89年），窦宪带兵北上，大败北匈奴，登上燕然山。班固还特意撰写了《燕然山铭》，用来颂扬“汉之元舅”的赫赫战功。
永元三年（91年）正月，和帝正式穿上了元服，标志着他正式告别了幼主的身份。窦氏家族掌控了朝廷大权，派系的亲信遍布宫内外，和帝想要争权，只得依靠身边的“近臣”。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一个是宦官郑众，另一个则是前面提到的宋贵人之子刘庆。永元四年（92年），窦宪带兵返回京城，和帝则趁机发起了厉害的反击，将行宫迁到北宫，掌控了禁军。洛阳城的兵权就这样一下子被夺走，窦氏一派的势力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窦宪、窦笃、窦景三人被逼到了绝路，只能选择自杀，而他们的支持者也都被一一清除出洛阳。
永元九年（97），窦太后去世，梁氏向和帝呈书，透露了自己家族的秘密。有人提出要追尊窦太后为皇太后，和帝则不予批准。紧接着，他立阴氏的女儿为后，又大幅提升梁氏外戚的地位。阴后身材矮小，性格多疑，和帝逐渐宠爱起开国功臣邓禹的孙女邓绥。后来，阴氏想要害邓氏，事情败露后被废黜，邓绥反而被立为皇后。
到这步，历史基本上还是沿着刘秀之前设定的轨迹走。大部分时候，掌控各方力量都挺遵规守矩，虽然权力的格局偶尔会有些起伏，但整体上还是维持着一种平衡状态。
不过，有两股变天的力量正在搅乱局面，掀起不小的波澜。
有一股力量，出自皇帝自己。皇帝这个角色，实际上只是皇权的一个外在表现罢了。从秦始皇开始，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大家都在试图打破那些限制他们的规矩，想把自己的权力撑得更宽一些。到了东汉前期，皇帝们已经摸索出不少诀窍，比方说倚重身边的近侍，决策在宫中搞定，把外朝的机构变成用来执行的机构；还有用地位不高却权力很大的“酷吏”，来监视那些官员等等。
总的来说，皇帝制度的本性决定了，皇帝自己就是皇权最大的颠覆者。他们能够打破既有的规矩，引入新的力量，建立起不同的秩序。在和帝时期，宦官郑众和蔡伦的地位像火箭一样迅速上升，那些崛起的宦官势力，已经成为权力格局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隐形力量。
▲蔡伦的画像，来源：网络
另一股力量则出自那些儒生。
父权
在《后汉书》里，范晔回忆了两百多年前东汉的历史，认为外戚干政算是一种不正常的秩序：“东京皇统屡次断绝，权力都掌握在女性手中，外戚当权者有四帝，执政者有六后，都是在帐幕之后，靠父兄委托处理政事，贪恋孩童以长期掌控政权，压制贤明之士以维护自己的威势。”就这样，东汉才会“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这番话，说得挺激烈，也挺偏激的，不太符合汉人传统的认知习惯哦。一般来说，汉人对朝代的兴衰，可能 More with 中庸之道和现实的复杂性，很少会直指外戚当道就是“陵夷大运，沦亡神宝”，几乎有点过头了。至于范晔，他这么说，或许更多反映了他本人对当时政治乱象的不满和批判，是在强调外戚干政的不良后果，突出其带来的祸端，或者说，他试图用极端的言辞唤起作者的警醒。再说，范晔也不过是借古喻今，想传达外戚把持朝政是危险的观点，毕竟文学和史学里，很多时候讲得重一些，无非是希望提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建初元年（76年），汉章帝本打算给自己舅舅们封爵，结果明德马后的反对，不希望家族权力过大。到第二年，天灾遇上大旱，有人上奏觉得不封外戚，天会降灾惩罚大家。皇帝跟官员们都同意，决定大封外戚。皇帝跟母族一同掌握政权，本来就是天下正常的秩序之一。
▲汉章帝。照片来自影视作品中的截图
两汉时期，母系观念依然盛行。试举几个例子：
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一块专门提到“置后律”，明确规定爵位和财产可以由母亲、妻子或者女儿继承。
汉文帝的母亲薄姬从小就失去了父亲，由母家抚养长大。
汉武帝得知在民间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金俗，急得直问：“怎么不早说？”他亲自来到金俗家门口迎接，吓得金俗一家惊慌失措。等他们搀着金俗出来时，汉武帝下车，问：“大姊，藏得真深啊？”说完，他带着她进宫，拜见太后。汉武帝并不在意姐姐不是同一父亲所生，反倒特别宠爱金俗一家。
东汉的思想家王符，因为他母亲的身世不清楚、地位又比较低，小时候常常遇到别人欺负他。
顺帝时期，魏郡出身的霍谞的舅舅宋光被人陷害关押，他写信给大将军梁商，为舅舅讨冤，上面说：“谞与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 这意思就是说，我和舅舅是血浓于水的亲人，不方便为他开脱，但我会讲理，把他的清白讲明。
东汉末年，广陵的人陈矫本来是“刘氏子”，后来被过继给舅舅家，改了姓陈。
这些例子都说明，虽然母族和妻族是异姓，但其实依然算一家人在。你看《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皇后都放在“外戚传”里边；到《后汉书》的时候，“外戚传”又变成了“皇后纪”。在汉朝，皇后的身份不只是个母仪天下的娘娘那么简单，还能以“太后”的身份为皇帝撑腰，靠外戚的关系来保卫皇权。天子信任外戚，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可是时间一长，皇权和社会的重心开始慢慢偏向了父系那边。
第一点是关于姓氏的变动，起初，姓氏并不一定得和“父子同姓”严格一致，改姓其实挺随意的。比如说汉桓帝皇后邓猛女，本来是邓香的女儿，但因为母亲再婚嫁到梁家，改了姓梁。后来汉桓帝灭了梁氏外戚后，邓猛女又改回了邓姓。有官员上书说皇后不该改姓，于是她又恢复了邓姓。这次改姓受到批评，反而显示出某种规矩正在慢慢形成。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祖宗的观念。到了西汉时期，很少有人清楚自己祖先的具体名字，比如刘邦称自己的父亲为“太公”，这让司马迁都难以确认其真名。在《汉书·列传》中，记载人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名字+籍贯”，很少提及祖辈的名字。到了东汉之后，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祖先的来历，还会去找寻祖宗的情况，有时候为了显示身份高贵，甚至会“创造”自己的祖先。随着时间推移，家谱开始大量出现。
越来越多的规章制度，反映出父系观念的加强。
两汉边缘，家族间常相互联姻，大家伙儿对妻族、母族团结得紧紧的，在战乱中保持实力，割据一方，也不用拘泥于姓氏的同异。到了天下太平、朝廷的权力还挤不进四面八方，强大的家族逐渐崛起，逐步分化。随着察举制度的实行，门第和阀阅逐渐成为选才的主要标准，家族之间的界线变得更为分明，家族里的单一姓氏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妻党、母党被视为“外人”也就怪不得了。
王朝换了又换，宫廷闹腾、英雄崛起、豪杰陨落，就像海浪拍打岸边，激烈得不得了，可这不过是海面上的波涛罢了。而父系观念的形成，就像海平面逐渐升降，要经历上千年的轮回，才能让“宗族”的世界逐步浮现出来。站在那浩瀚的历史遗迹前头，难免会觉得一种宿命般的悲凉，个体的力量微不足道，仿佛万事都已被安排好了似的。
个人的不稳定感也是命运的一部分，正因为心里那份不安，才会激发出改变的冲动，最终义无反顾地投向“宿命”。
东汉中期，外戚掌控朝政的情况其实没有让皇帝特别担心，反倒激起了许多儒生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们开始推崇阳刚之气。汉和帝去世后，邓氏掌权，先立一位出生不过一百多天的刘隆为殇帝，不到一年，这位皇帝就去世了，又立年仅十三岁的刘祜为安帝。永初元年（107），地震频繁发生，官员李固上书直言，太后干涉朝政，导致阴盛阳衰，从而引发地震。而这番话距离汉章帝时期外戚遭遇天灾的说法，也就不过三十年左右。
▲邓绥的画像，图像来自网络资源。
安帝一开始自己掌权，重新倚重外戚阎氏，不过有人写信劝谏：“陛下您好仁爱善施，关爱九族，可是把俸禄都交给外家，官府权力变成私家势力，像是翻车重蹈覆辙，难道没有遭受挫折的教训吗？”话里意思挺明显，虽然皇帝喜欢依赖外戚没错，但这不能把朝中的大权都交到别人手里。
东汉末年，经过学问渊博的经学家反复推敲后，九族体系里已经不再有“母妻之党”的地位，父权优先，祖孙同姓，按夫权制定妻子关系，“亲亲”的观念让位于“尊尊”。皇权不再依赖母家的支撑，外戚掌权的合理性被彻底否定。
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对权力的粉饰或伪装，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儒生们内心的焦虑与期待，重新塑造了皇权的面貌，甚至让后世的范晔在写东汉史时理所当然地将外戚视作毒瘤，而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外戚的地位似乎从未有过翻身的迹象。
虽然儒生们对外戚政治表达了强烈的反对，但有时他们还是会与外戚合作一番。
在后人的印象里，邓绥被称作“贤后”。殇帝即位之初，邓太后有意让兄长邓骘协助政事。邓骘原本打算通过立功荣耀来树立威信，可惜战绩中水分太多，没法硬拼，只能选择走一条与窦宪完全不同的路——广泛引荐名士。据史料记载，邓骘“引荐天下贤士何熙、祋讽、羊浸、李郃、陶敦等人，安排在朝廷之上；还招揽杨震、朱宠、陈禅，布置在幕府之中，这才让天下得以安定。”
窦宪掌权之后，提拔的多是自己的亲信宾客，那几乎算是火箭式的晋升吧。不过，邓氏对察举制挺敬重的。邓太后在永初五年（111）两次下诏，叫官员们推荐人才，虽然大部分是邓家的“门生故吏”，但起码也算是符合民意。同时，邓太后对宦官郑众和蔡伦也挺客气、很有礼。
儒生们其实并不反对这个秩序，可皇帝可不这么看。安帝作为外藩，要想登上皇位，少不了邓氏的帮衬，可等他长大成人后，邓氏一直扯着不肯放权，双方矛盾就越来越激烈。到永宁二年（121），邓太后去世，亲政的安帝一怒之下，立马把朝局搞得乱七八糟。
他用外戚耿氏和皇后阎氏，取代了邓氏家族；用身边的两个小黄门——李闰和江京，取代了蔡伦。皇帝的“内宠”组成的利益联盟，变成了掌控核心政局的人。
▲汉安帝，图片来自网络
大臣杨震果断站出来，反对安帝的新政：一开始就上书反对皇帝的乳母王圣和她女儿伯荣插手朝政；接着又婉拒耿氏和阎氏推荐的官员；再然后，借着地震这事，劝皇帝要发扬刚健的品德，摆脱那些骄奢的宦官。
有人向安帝进言，说杨震是“邓氏旧吏，心怀怨恨”。对一心稳固自己地位的安帝来说，“邓氏旧吏”这词，实在太敏感了。他亲政后，虽然靠亲信把皇宫里的权力重新拿回来，可外头还有不少“邓氏旧吏”，不除掉他们，怎么能心安理得？于是，安帝决定把杨震赶走，命令他返回老家。
杨震来到洛阳城西的几阳亭，满腹委屈地说：“我蒙恩在朝，可见奸臣狡诈得无法诛除，邪恶的妾室扰乱宫闱也无法禁绝，真是丧失脸面了，怎么还能面对日月！”说完，他便服毒自尽了。
杨震死得越发悲壮，越能反映出士人心里那份不安有多么深重。
大劫
永建二年（127），汉顺帝召集民间学者杨厚。杨厚凭借对天文地理的推算，告诉皇帝：距离汉高祖开国已经快三百五十年，这段时间里，必然会有灾难降临。
阳嘉二年（133），自然灾害层出不穷，汉顺帝不得不召见郎顗，打听天象异常的事情。郎顗写信上奏，说：自汉朝建立至今已有三百三十九年，大难可能就在眼前要来了。
谶纬作为两汉时期的产物，反映了汉人当时的普遍精神状态：一方面对庞大帝国的优越感深厚，另一方面又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恐慌。它既囊括了实用的生活经验，也夹杂着术士方士的随意献策；既能作为借题发挥、劝谏君主的借口，也难免变成阿谀奉承、迎合上意的马屁工具。
“三百五十年之厄”表达了那会儿的心境：汉朝的命运好像快走到终点了，要是不做点改动，未来肯定出大事。
作为只能活几十年的个人，又生活在一个信息不怎么发达的社会里，怎么能感觉到时代在逐渐下沉呢？天灾接连发生，百姓流离失所；官员贪污腐败，欺压乡里；国家不断加征税赋，税税相扣；官道堵塞，人才难以找到出路……最让人担心的是，公平的基准一天天没了踪影。
在真实的汉朝之上，还藏着一个神学层面上的汉帝国。汉人宣扬高祖斩白蛇的故事，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汉家的皇帝是受到天命的。把皇帝当作神一样崇拜，一方面是敬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制约。因为天代表公正，那么所谓的天命之人，必然是无私无偏的人，“天下是天下之天下，不能属于某一个人”。
皇帝、官僚、史家、士兵、儒生、游侠、商贾，没一个不在汉家的天命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当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或所谓的“异象”出现，威胁到个体的生计和利益，大家心里的震荡也就难以平息。说到底，最敏感的还是儒生们的心思。
东汉时期，政府用人主要靠两套制度，一是察举，二是征辟。说白了，这两套办法觉得挺不公平的，提拔人才和任用官员的权力都握在各郡国和中高级官员的手里，暗箱操作的事情也不少。不过，对于儒生来说，这路径挺顺的。自从汉武帝推崇儒学，官场里的读书人就特别多，他们讲学授徒，传播学问，一旦有用人机会，基本上都会照顾到门生和熟人。
到了东汉中后期，皇帝的身边出现了“累世公卿”的情况，士大夫这个阶层的力量也在不断增强。不过，在那样一个时代，绝大部分儒生反倒感觉到一种无声的压抑，心里头压得慌。
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可官职的缺口却没增加，掌权的人垄断了一定的官职，必然让社会变得越来越死板。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皇帝偏重信任身边的近臣（多是外戚和宦官），上层的士人就被挤出核心决策圈，在朝中也不过是听从命令办事罢了；而底层的士人，要面对来自外戚和宦官派系官员的激烈争夺。
这也是儒生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在这个等级制度很严格的社会，人们对出身和社会流动非常敏感。出身不好的人只能在底层徘徊，要是某次机缘巧合突破了制度设定的界限，闯进了不该去的层次，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宦官、外戚以及他们的宾客就是这个道理。权力是稀缺的奢侈品，一帮外来者没经过激烈竞争就轻松攫取了势力，想想看，儒生们怎么可能不觉得不公平呢？
这件事其实得怪皇帝，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任用亲信，完全不把规矩放在眼里。儒生们对此心里清楚，只是不好直接骂那所谓天命之子。公众的说法和历史记载里对外戚、宦官的否定，实际上暗暗地指向的就是皇帝本人。
在这个时代逐渐向下沉淀，危机在逼近，但这不代表我们只能站在那里看着。士子们都希望皇帝能带领大局走出困境，实现复兴。在永建刚开始的时候，左雄劝谏皇帝多选用那些“依循理道”的官员，他还举出了汉宣帝的例子，觉得唯有“严核名实”“赏罚分明”，才能够真正达到“振兴国家的目标”。
“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明察事物的本质，不能仅凭表面或私情做判断。前者意味着要详细核查事情的名义和实际情况，确保两者相吻合；后者强调赏赋赏罚要严格遵循原则，有功必赏，无过必罚。李固在考核顺帝时提议，要让步兵校尉冀（也就是外戚梁冀）以及其他侍中归还到黄门的官职上，把外戚特权收回，让国家的政权归于正途，不受私人势力干扰。他还建议，罢免宦官，削弱他们的权力，建立一个“不以私情左右”的公平纪律，让官场更讲究公正合理。
▲李固的画像，来自网络素材。
阳嘉四年（135）那会儿，顺帝封梁氏姐姐梁商为大将军。同一年，李固开始在梁商的幕府里混了起来。永和六年（141），梁商去世了，他的儿子梁冀接手了大将军的位子。建康元年（144），顺帝驾崩，年仅两岁的小汉冲帝登基，梁太后开始掌管朝政，于是下令梁冀、太傅赵峻、太尉李固一同负责尚书的事务。
几个月后，冲帝去世，皇统又断绝了。李固想推举“有德有龄”的清河王刘蒜，但梁冀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支持八岁的刘缵当汉质帝。这时候，李固身居宰相，他大刀阔斧地开展变革，驱逐了百多名升迁不按常规的官员。汉质帝十分聪明，曾在朝廷上斥责梁冀是“跋扈将军”，结果梁冀阴毒地杀死了他。李固又力挺清河王刘蒜，梁冀则和宦官曹腾串通，压制群臣，李固不肯屈服。梁冀劝太后把李固免掉，扶持刘志登上皇位，便是汉桓帝。李固被罢免之后，没多久就被暗算致死，梁氏一族成了东汉最大、最狡猾的外戚势力。
和平元年（150），梁太后去世，梁冀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导致大部分外朝官员都投靠了他。宫中，汉桓帝一直处于严密监控，只能偷偷和宦官们搞秘密联系，但还是被梁冀察觉了。局势不妙，汉桓帝赶快发动了一场政变。他叫来了尚书令尹勋，让他掌管宫门，收集符节，用以控制倒向梁冀的宿卫军队；接着调动了虎贲、羽林等少数兵力，将梁冀的住处包围了进去。梁冀看到大势已去，便选择了自杀。
梁家灭亡，外戚的势力也逐渐减弱，而宦官们开始取而代之。
谈到外戚和宦官掌控政治，说得再黑暗，也未必完全贴切。东汉时期掌权的外戚和宦官，大多并不深入干涉朝廷的核心决策，更没有像王莽那样搞激烈的变革。他们最糟糕的表现，还是在于滥用手中的权力、插手选拔事宜。
梁氏经历过两次沉重的打击，受尽了苦难，掌权以后行事也挺极端的。一门之中“卿、将、尹、校”共有五十七人，孙氏家族的妻子还“冒名顶替”担任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之类的职位，十多个人都是如此。宦官方面倒是更甚一些，没有不及的。他们因为“刑人”出身，容易产生自卑感，一旦上了位，就会大肆安插亲属宾客，把不少人升官，还疯狂敛财，挤进那些权贵行列。
到这份上，儒生们盼望的“中兴”局面逐渐变得遥远了，“三百五十年的灾难”最终也算应验了。
▲汉桓帝的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抵抗
当“天下人之天下”被奸佞之徒“私有化”，大汉也被那些小人搞得一片污浊，社会上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反抗的浪潮。引子是清流党人率先出击。
事情其实得从几条“谣言”传开起。
甘陵人周福，曾是汉桓帝的老师。桓帝一登基，就把周福提拔到尚书的职位。当时，周福的老乡河南尹房植也很有名气。有趣的是，当地人就编了句乡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两家的宾客们因此争锋相对，场面一度像个舞台。《后汉书》也记载：“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可是，这么点小事儿，怎么竟然会闹成全国性的动荡呢？
那乡谣对于两个人的评价差别挺明显的，歌颂房植是“天下规矩”，却讽刺周福能当上尚书，是靠着他帝师的身份，而不是正常的选官程序。从已有的资料看来，两边的势力差距挺大：房植是由大臣李固引荐进去的，享有贤者之称；而周福的资料少得可怜，看不出有个稳固的势力。不过，要不是两边力量差不多，互相抗衡，也不会提得起“分庭抗礼”的说法，所以可以看出，周福的后台，主要还是靠着皇帝的支持。
前面说到，梁冀在毒杀质帝之后，打算立刘志，可李固等大臣却坚持要扶持年长的清河王刘蒜。在桓帝刘志即位之后，不仅杀了刘蒜和李固，还把清河郡改名为甘陵。在这个关键时期、这个敏感地点，竟然出现了这么一首“乡人谣”，表面上骂的是周福，实际上是在批评周福的后台汉桓帝；看似在夸房植，其实在赞扬士人的精神领袖李固。这种暗示意味挺深的。
紧接着那首歌，就是“郡中谣”。
汝南太守宗资器重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瑨赏识功曹岑晊，两地传出“谣言”：“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管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只坐啸。”这些主要是在夸赞太守们眼光独到，慧眼识珠。
其实，汝南太守宗资和功曹范滂合不太愉快。范滂上任后，把官场整顿得挺严格，他觉得有什么德行问题的人一个都不留，反正才德俱佳却不被重用的人，就提拔一下。宗资听从宦官的说法，想让人当郡吏，结果被范滂给打了个退堂鼓。
因为范滂做事挺激烈，郡里除了中人以下的，都开始抱怨，甚至把这些怨气归咎于范滂用人结党。这种攻击大多针对那些曾经向他请托未被满足，或者被罢官的人。而范滂本人绝不会觉得自己是在结党，反倒觉得，实际上，是一些地方豪族巴结宦官，把正常的选举渠道给挤压了，结果导致许多人才被埋没。
“郡中谣”里另两位主角，南阳太守成瑨，听取功曹岑晊建议后，把那些“与后宫有亲”以及“拿赂财中官”的张汎抓了起来，“还抓了他的宗族宾客，杀了两百多人”。这些宦官随后反扑，皇帝下旨让成瑨入狱，罪应被弃市。
当“流言”传到太学那边，皇宫核心的抵抗力量也开始反应了。
洛阳三万名太学生一致推举李膺、陈蕃、王畅为士林的领袖，赞他们为“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他们“上议执政，下讥卿士”，与地方上的范滂、岑晊等人相呼应，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舆论。
▲李膺的画像，来源网络。
在波涛汹涌的时代背景下，士人们纷纷相互吹捧，一步步建立起以“三君”和“八俊”为代表的名士阵列。这就意味着，儒家士子们可以不用理会朝廷，自己评头论足，操控舆论——这可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皇权的“要害”。皇帝难免会有所怀疑，长此以往，朝中的地位可能不再依靠官方的赏识，而是仰赖党派的一句好话，“清理天下”的目标最终会落到腐朽的政治中心——也就是皇帝的头上。
其实，桓帝早就挺忍耐了很长一段时间。
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弹劾宦官侯览，帝不得已，只好免除览的官职。同年，桓帝打算立田圣为皇后，但太尉陈蕃反对，“帝无奈，只能立窦后”。司隶校尉李膺坚持要杀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帝也没有再多言”。各地开始搜查宦官的家产，宦官们向桓帝申冤，“帝变得更愤怒”。
随着皇帝怒火越积越多，最终一场决战就此展开。
延熹九年（166）那会儿，方士张成教唆他儿子去杀人，不过他靠巴结宦官，主动制造“灾异”，让皇帝发赦免令，借此让儿子免死。时任河南尹的李膺抓了他儿子，赦令果然到了，他还真是不幽怨，直接将凶手给杀了。大家都明白李膺心里的火气有多大，但皇帝倒更在乎的是自己那份怒火——赦免之后还杀人，简直把皇权放在脚底下踩，他还能忍吗？难怪宦官就指责党人“诽谤朝廷，疑惑风俗”，皇帝刚一动怒，党锢的荒火就被点燃了。
陈蕃被免了太尉的职位，党人一辈子都不能再做官，不过，大家的看法却更加坚决地支持他们。李膺回到颖川，住在居阳城山里，觉得世上的士大夫都很有操守，而朝廷却污秽不堪。范谤出狱回到家乡，刚离开京师时，汝南和南阳的士大夫们迎接他，迎接的人排起了好几千辆车呢。
建宁元年（168），汉灵帝刘宏登基，窦太后掌握朝政，外戚窦武担任大将军辅政，陈蕃又一次被启用，曾经被排挤的名士们纷纷解禁，重新获得自由。
陈蕃和窦武准备铲除宦官，不料消息泄露，宦官曹节主动挑起事端，窦武自尽身亡，陈蕃也遭遇祸难。按理说，年幼的汉灵帝应当偏宠身边的宦官，可实际上，他更相信那些宦官的声音。于是，宦官趁机大肆搜捕，将那些和他们作对的名士关进牢里，杀光了不少。
党锢之祸在《后汉书》里写得挺重的，也挺深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暗藏着好多矛盾的冲突：清流对浊流，理想主义者对现实派，按部就班的豪门和突然崛起的豪族，皇权和士族的角力，再到廉洁和腐败之间的斗争……那些党人没能“澄清天下”，也没能挽救快要倒下的局势，连自己的利益都没能保住。
大时代的洪流因为各种欲望交织争流，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这也是历史送来的客观之恶。不过，总有人心怀对某些永恒价值的眷恋，这才展现出人性中那份难得的美丽。这两股力量的碰撞，造成了世间绝大多数的悲剧。党人之所以悲剧，是因为他们能在历史长河中留名：他们摆脱了权力体系的束缚，用个人的身躯与强大的权力抗衡，这也正是他们令人记忆深刻的原因。
党锢之祸过后，心灰意冷的士人们纷纷隐退到民间，不再愿意出仕为官。那时的皇帝和宦官把持着“帝汉”，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朝的秩序已经彻底崩溃，几乎无法挽回了。
太平
汉朝如果算是个公平的朝代，那对于天地间所有人的生存就意义重大啦。各阶层、各种背景的人都加入到反抗帝国的行动中去。党人的败退可不代表抵抗的结束，反倒随着士人的逐渐沉淀，这场运动更是向普通百姓靠近，这样一来，抵抗也会变得更加激烈。
在党锢之祸之前，名士申屠蟠早就看出了“坑儒”之祸将会再度卷土重来，于是他选择了隐退，远离尘世，曾在梁砀之间隐居，靠着树搭个屋子，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甚至把自己视为普通的佣人-level，既不与政府打交道，也不参与官场纷争。这就是典型的隐士模样。
宦官单超的陷害官员的第五个手段，就是把他们流放到朔方，而那位朔方太守，正是他的外孙。底层的官吏孙斌带着几位侠客在夜里匆匆赶路，成功把第五种救了出来。这些人，算得上是游侠吧。
窦武被宦官所害时，担任窦武府掾的胡腾，单枪匹马为窦武收殓遗体、安葬，结果因此被关押起来。他还帮着窦武的孙子逃走，还把他抚养长大。这都是旧时的官员。
陈蕃的儿子陈逸和平原人襄楷暗中策划除掉宦官。襄楷善于天文和阴阳之术，他说自己夜里观察天象，发现天象显示对宦官不利，估计他们快要被灭门了。这人算是个方士。
而规模最大的一支则是“妖贼”黄巾军。
当“汉家国运”走到尽头，心中找不到出路之时，最初的道教便被造出来。它预示着末日的到来。曹魏时期的《大道家令戒》记载：“汉嗣末世，豪杰纵横，强弱相陵，人民诡谲，男女轻浮，政治无法解决，家庭无法管理，盗窃横行，怨恨冤屈，小人相互欺压，蚕食百姓，民怨激烈，逆气冲天。”和所有宗教一样，道教也揭示了未来：即使世界会灭亡，总会有一部分人值得被救赎。
太平道天师张角手持“九节杖”，捧着《太平清领书》，渐渐展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他用“符水”帮人治病解难，还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样的终极预言。这一句简单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底层群众的心，甚至让汉灵帝在中平五年（188）自封为“无上将军”，在平乐观讲武，跟民间宗教争夺掌控天意的权力。
▲张角。图片来自影视剧截图
在黄巾军起事的早期阶段，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救民于水火，而不是想夺取天下。魏晋时期，杨泉在《物理论》中提到，黄巾起义那天，“身着纯黄的衣服，没有携带任何兵器，穿着长衣，步调从容，自由自在，走到哪个郡县都有人迎接，天都一片大黄。”对于在十几年内迅速聚集了十多万势力的新兴力量来说，这种“不携带兵器”的作风，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据晋朝干宝的《搜神记》记载，张角黄巾最开始是在邺城起事，然后在真定会合，声称：“苍天已死，黄天新的天已立，岁在甲子年，天下大吉。起于邺，是天下大事的开始，合于真定。”张角利用谐音，把黄巾起义的地点和会师地点的预言联系在一起。这些史料告诉我们，黄巾军一直没有自称帝王，他们运动的路线，正是朝着与洛阳方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直奔真定一带去。这也说明，黄巾军对所谓的汉朝神器，没有太大兴趣，只想着建立属于自己的“天国”。
再说，黄巾军跟地方官员、士子关系挺不错的。黄巾还没起事的时候，有官员知道张角的动静，可他们都打太极，不愿意镇压，也不敢禀报朝廷。像张钧和向栩都反对宦官，还挺同情黄巾，觉得“不要让国家出兵”。郑玄曾在徐州避难，偶遇几万黄巾军，众人见到他都拜他，还约定不入县城。在平定天下、推翻旧朝、更新天地的事情上，一个穷困的太平道士和一个学问渊博的儒生，差别不大。
随着那些野心家和军阀插手，一代人的抱负都藏进历史尘埃里了。几十万人的“起义”，只用了九个月就败了个一干二净。比起这些实际行动者，那个更偏向理想主义的黄巾军，看起来简直蠢得离谱。
曹操算得上是最会善用黄巾军的一个野心家了。跟其他那些雄主不一样，他的脑子更深沉，心里清楚，想要称霸天下，不光靠武力和手中权势，还得赢得人心。所以，他选择巧妙利用太平道这个势力。他曾经三次参与平定黄巾起义，第二次还接受了青州黄巾三十多万人的归降。
那会儿，百万黄巾军攻占兖州，曹操带兵迎战，差点陷入危机被杀；不过，后来大军赶到，一下子把黄巾军击退了。可奇怪的是，曹操手下才有一万多兵，怎么可能制服30多万黄巾军呢？大概信仰上的一致可能也是个原因。在交手之前，黄巾曾发信给曹操：“当年在济南，破坏神坛，其道跟中黄太乙一样，似乎知道的，现如今反而迷惑了。汉朝快完了，黄家应该站出来。天命已定，非君子所能阻挡。”曹操在任济南相（184—187年）时，曾禁止刘章祭祀，还大肆拆毁神坛，黄巾军觉得他是“同调”的人，于是用大义来说服，劝他不要再保汉了。曹操收到信后，表面上骂了几句，实际上“多次示意降服的办法”。
黄巾军其实对曹操挺认可的，按照《魏略》的记载，曹操一死，“（臧）霸手下那些青州的兵马，都觉得天下快要大乱了，个个都打起鼓擅自主张走人。”也就是说，曹操一死，他在黄巾军心中像个精神领袖似的，大家忍不住觉得天要变了，便纷纷行动起来。
青州黄巾降了三十多万，加入曹操阵营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宛城之战结束后，于禁管理部下，边打边退。在路上，他遇到十几个人衣衫不整的士兵，问起来才知道，原来是青州的兵在劫掠家财。于禁一听气坏了，立刻追讨这些青州兵。由此可见，曹操对青州的黄巾军控制得并不牢，也没有打算把他们培养成铁军，更多是用一种宽松的态度，像是以宽容待之，宛如投石问路般试试手段。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带着大军去攻打那个“雄踞巴、汉已经三十年”的张鲁。张鲁靠“道”治理汉中，自封“师君”，下设“祭酒”，搞出一种带点宗教色彩的理想王国。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有点关联的。《老子想尔注》提到：“治理国家的君主，要修身养德，忠诚的臣子帮助，要在行道上用心，既有道，德就会普及，天下太平也就不远了。”《太平经》讲：“帝王的贤良辅佐，要彼此合作，共谋良策，齐心治理，追求太平。”这些秩序，其实跟儒学士子们心里的理想秩序，竟然还挺像的。
▲张鲁。图片来自：影视剧中的截图
曹操攻打汉中时，三国的格局基本已经确定。刘备曾试图招揽张鲁，可人家断然回绝，说：“宁愿做魏公的奴仆，也不上刘备的门。”按蜀汉正统的说法，张鲁算得上“汉贼”；但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汉献帝被操控在曹操手中，投靠刘备其实也算“汉贼”。实际上，从张鲁的思想来看，“大汉”在他心里早就已经死了，或许曹操才是真正符合天命的“真人”。
如此一来，代表“天命”的两个身份——汉家天子和道教真人的地位，都掌握在曹操手中。
整个世界都从梦中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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