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军授衔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却被一份履历难住了。档案的主人叫刘子奇，单看红军时期的经历，评个中将绰绰有余。早在1930年，年仅30岁的他就已是师长，资历比后来的大将罗瑞卿还高。
可奇怪的是，他之后的履历却一路“高开低走”，职务上几番起落，甚至在关键时期多次脱离一线部队。这份看似矛盾的档案，让负责评衔的罗荣桓感到十分棘手，给高了，怕旁人不服；给低了，又对不起这位老资格。
无奈之下，罗荣桓只好带着这份档案找到毛主席。毛主席听完来龙去脉，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案：“你定不合适，我也不合适，还不如去找当事人来个自我评价。”
一份让人头疼的履历
刘子奇的革命起点非常高。他1900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贫苦农家，父母早亡，与残疾的哥哥和年幼的妹妹相依为命。为了生计，他15岁就进工厂当学徒，在工人运动的浪潮中，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1927年，刘子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奉命回家乡组织武装。他极具号召力，一支仅有40多人的联防队，到1930年就发展成近千人的队伍。这支力量随后被改编为浏阳赤卫军第二师，刘子奇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师长。
那年7月，他率部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红军一度占领长沙，虽然后来被迫撤离，但刘子奇的军事才能已经展露无遗。此时的他，前途一片光明，只要稳步前进，未来不可限量。
然而，他的人生履历从这里开始出现第一个转折。就在事业上升期，他主动申请离开一线，进入红军的随营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他重返部队，很快又凭战功升任红军独立三师师长，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可好景不长，1933年，刘子奇突然被从师长降为团长。坊间传闻，这是因为他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违反纪律擅自处决了一名国民党俘虏。我军优待俘虏是铁的纪律，刘子奇此举犯下大错，若非战功卓著且有同志求情，后果不堪设想。这次降职，成了他履历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别人争功，他却总往学校跑
一次降职或许是意外，但刘子奇接下来的选择，则完全出于自愿。长征途中，他再次凭借出色的指挥能力，从团长一路做到代理师长。可越是身居高位，他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无论是军事指挥还是政治工作，都觉得力不从心。
于是，在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他再次做出了一个让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暂停军中职务，进入红军大学深造。在毛泽东、罗荣桓等人的亲自教导下，他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子奇学成归来，担任359旅参谋长，协助王震开赴前线。之后，他历任团政委、分区副司令员等职，一直在重要岗位上。然而，当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他又一次主动申请，要去后方的中央党校学习。
他认为，对付日军这样的强敌，不能再靠老经验，必须用新知识武装头脑。就这样，他第三次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权，一头扎进了书本里。这几次长时间的学习，让他错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晋升机会。当他1945年再次毕业时，许多资历比他浅的战友，职务早已超过了他。
皮球踢给了当事人
刘子奇这种“三起三落”，数次中断军旅生涯去学习的特殊经历，正是让罗荣桓头疼的地方。他的资历摆在那里，红军时期的师长身份是实打实的。但他在关键战争时期的贡献和职务，又确实不如许多同资历的将领。
毛主席的指示，看似是把难题甩了回去，实则充满智慧。这既是对刘子奇这位老同志的尊重，也是一次考验。一个人的格局与胸怀，在面对个人荣誉时，会体现得淋漓尽致。
罗荣桓心领神会，立刻给远在广东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刘子奇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刘子奇接到老首长的来电，颇感意外。罗荣桓没有兜圈子，直接把评衔的难处和毛主席的意见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听完罗荣桓的叙述，刘子奇在电话里爽朗地笑了起来：“您不用担心我，我什么军衔都可以，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他的回答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计较，这让罗荣桓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结语
刘子奇的态度，让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中央领导经过再次商议，最终决定授予刘子奇少将军衔。虽然军衔只是少将，但为了表彰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功绩，中央同时授予了他三枚一级勋章，这份荣誉在开国将帅中也是凤毛麟角的。
对于这个结果，刘子奇欣然接受，从未有过半句怨言。他深知，如果自己一直留在一线，或许能获得更高的军衔，但他更清楚，知识的匮乏会让他无法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他一次次选择去学习，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更好地战斗。
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的品质，正是老一辈革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刘子奇将军用自己的人生选择，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军衔高低只是一时，但他的品格与风范，却永远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