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28日，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江西宁冈县砻市龙江书院的门前，红四军的成立大会圆满落幕。
一位身高略逊于1.7米、面容稚嫩年轻军官，正站在队列前方发表讲话。
此刻，新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教师恰巧经过，稍作停留聆听了一段时间，随后转向身边的陈总询问：“这位少年是谁？他的发言颇有几分气势。”
这标志着教员与101在红军时代的一次关键性密切接触，为未来十余年的革命历程中他们之间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红旗能打多久？
1928年五月，年仅21岁的101同志凭借卓越的战功，荣升为红四军28团的团长。彼时，他已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最为年轻的团级指挥官。
黄埔军校堪称国共两党合作的典范之作，孕育了代代军事英才，尤以前四期人才辈出。
101是第四期步兵科的尖子。
1928年6月23日，在龙源口战役中，他率领二十八团巧妙地隐蔽于七溪岭左侧的山谷之中。待国民党军第27师的先锋部队进入有效射程，他果断指挥部队发起猛攻，仅用短短40分钟便成功突破敌军防线，为红军全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战后总结会议上，教员特地予以101部队高度赞扬，对其在战术指挥上的出色表现予以肯定：他们以出奇制胜、趁其不备的战术策略，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双方交往的日益深入，101开始逐渐接受教员所倡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理念。
需知，彼时不仅101军，整个军队、整个党派，乃至凯申将军与共产国际，都普遍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趋向于城市。
1929年6月22日，于福建龙岩的公民小学内，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上，围绕“党指挥枪”与“军事领导政治”两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当时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101坚定地站在教员一边，在发言中强调：红军并非仅仅是军事团体，其运作必须完全服从党的最高领导。
尽管教员在会议中未能当选为前委书记，然而101单位的支持却为他日后重掌权柄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30年1月5日，福建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东厢室内，油灯微弱的光芒映照下，一位教员正细心地为101回复着信件。
上级指令要求红军采取分兵游击的策略以增强影响力。目前，根据地遭受敌方多次围攻，物资供应紧张，士兵士气低沉，不禁让人疑问红旗的战旗究竟能持续多久？建议部队分散行动，独立寻找生存之地。
我们常言，101早期对革命的悲观情绪，其根源主要在于此。
此函不仅显现了101团的悲观心境，更映照出当时红四军内部大约三分之一干部的普遍观点。
悲观情绪弥漫全军。
接获来函，教员随即展开逐条驳斥，信件上清晰注明了书写日期——1930年1月5日凌晨3时。
红军时期，党组织中有一惯例，即党内领导往往通过复信的方式，向特定个人或地区传达见解，甚至下达任务。
他在信中言道：你似乎认为，在革命高潮尚未到来之际，投身于建立政权的艰难征程乃是无功之举……此论断实为谬误。回顾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红军的任务已明确指明。而我们于闽西所成功建立的7个县苏维埃政权，正是这一决策的最佳佐证。
这封长达万言的复信，后来被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于1930年2月以油印形式分发至红四军各纵队的党支部。每份文件右上角均钤有“机密”的红色印章，其中101收到的文件编号为“纵一003号”，目前珍藏在中国的革命博物馆中。
战略适配，战术验证
1930年12月30日的拂晓时分，江西吉安县龙冈镇黄竹岭的红四军指挥所内，23岁的军长101正举着望远镜，细致地观察着敌方军队的动向。
遵循教员的“诱敌深入”战略指导，他率领红四军主力巧妙地潜藏于龙冈峡谷两侧的密林深处，静候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所部踏入预设的伏击区域。
在上午十点钟，随着敌军尽数踏入峡谷，101部队随即吹响了冲锋的号角。红四军从三个方向展开了一场猛烈的攻势。直至下午四时，激战告一段落。在此过程中，共歼敌一万二千人，缴获步枪一万一千支以及迫击炮八门。
战争落幕之际，101军在龙冈村祠堂内遇到了被俘的张辉瓒。张辉瓒战战兢兢地表达道：“久仰101军长盛名，可否引见我见一见毛党的代表？”
导师紧接着抵达，于祠堂门前与101握手道：“你这孩子，打仗的技艺可谓是颇有一套。‘前头捉了张辉瓒’，这英勇事迹不妨编入歌谣之中。”
1931年5月16日，第二次反“围剿”的决战于江西吉水县的东固镇拉开序幕。
在此之前，红军主力曾在东固山区潜伏待命超过二十日，而敌军却始终按兵不动。
5月15日夜晚，101部队向教员提交了“诈降诱敌”的计策：派遣红四军特务连的战士曾志杰假扮成逃兵，向国民党军第28师师长公秉藩传递“红军粮草即将耗尽、正准备实施突围”的虚假情报。
5月16日的拂晓时分，公秉藩果然率领部队深入东固的伏击区。红四军的101部队迅疾行动，优先占领了观音崖和九寸岭这两个险要的隘口——观音崖的隘口仅有5米之宽，两侧是数十米高的峭壁。凭借地形的有利条件，红军战士们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仅仅半小时便成功控制了隘口。
此役，我军共全歼敌28师全体及47师一部，缴获枪支五千余支。在战后的总结中，教员挥毫写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诗句，特别强调“101同志的战术布局，为此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33年4月10日，红一军团第一〇一师自福建长汀启程，肩负着教员的“远征漳州”作战指令。
截至4月19日凌晨，红一军团对漳州外围的天宝山发起了猛攻。101号将领亲自登临天宝山主峰，指挥着激烈的战斗。至中午12时，我军成功突破敌军防线，趁胜追击。到了4月20日的拂晓，漳州城已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此次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两部，缴获步枪2300余支、机枪60余挺、子弹10万发，并夺得飞机两架。
这标志着红军首次夺得飞机。经过修复，聂帅曾驾驶该机飞往瑞金，向中央汇报战况。为此，中央苏区特地修建了简易机场。该飞机主要在漳州、厦门地区散发革命传单，并在长汀公开进行展示。然而，由于燃油和零件的短缺，为了避免落入国民党军之手，红军不得不将其销毁。
5月3日，教员莅临漳州，于漳州中学与101部队进行了亲切会晤。在审阅缴获物资清单之际，他对101部队表示赞许：“漳州之战不仅为我们补充了战备物资，更彰显了‘集中优势兵力，实施歼灭战’战略的正确性。作为总指挥，你无愧于我们的信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后，教员再度执掌军事指挥大权，由他领导的红一军团遂成为实施战略部署的中坚力量。
从战场到讲台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的吴起镇，标志着长征的伟大历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自11月21日至24日，红一军团101师投身于直罗镇战役，在陕西富县直罗镇之西的山地实施伏击，成功全歼国民党军第109师并击溃其第106师一个团，从而为红军在陕北地区稳固立足打下了坚实基础。
战后教员在直罗镇天主教堂召开庆功会，宣布任命101为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一军团军团长，明确表示：“101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已在实战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936年6月1日，我国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的米粮山上宣告成立，101同志被任命为校长并兼任政治委员。该校第一期共录取了106名学员，他们被划分为高级科、上级科和普通科。101同志亲自授课，教授“战术指挥”课程，授课地点选在半山腰的一座宽敞的窑洞中。
教员三次莅临红大聆听授课，课后对101同志言道：“你将实战经验与理论相融合，阐述得极为深入，唯有如此，方能培育出真正能征善战的干部。”
1936年12月7日，红二、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正式合并，共同组建了统一的抗日红军大学，该学府后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这所重要学府中，101同志继续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而刘伯承同志则被任命为副校长。
12月10日，在红大的开学典礼上，101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以教员同志的军事思想为核心，致力于培养一批为抗日救国事业献身的军事人才”。
当日的教员莅临典礼现场，典礼结束后，他于校园槐树下与101班同学进行了一番交谈。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从沙场转战讲台，角色转换之快令人瞩目。红军大学，作为培养干部的摇篮，你理应肩负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101成长，映照着红军指挥员在战火洗礼中不断蜕变的身影，亦见证了我国党在培养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