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上半年的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国抗日健儿和民众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纳粹德国迅猛击败法国，横扫了欧洲大陆的半壁江山。我国全面抗战已步入第四个年头，日本一方面加紧对蒋介石实施政治诱降，另一方面加剧了对我国的封锁与军事压力。他们在中国战场正面发动了枣阳、宜昌战役，并对重庆、成都等我国内陆地区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同时策划南进昆明，北取西安。
在这期间，蒋、日两方代表多次进行秘密接触和会谈。许多国民党军甚至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投靠日寇。对于蒋、汪“统一投降、统一反共”“中日联合‘剿共’”的可能性，中共极其担忧，十分警惕。
尽管面临诸多不利因素，至1940年6月，八路军在日、伪、顽三方势力交织的敌后战场，实现了显著的增长与发展。短短三年间，人数从四万余人激增至五十万，构建起了近亿人口的解放区和游击区。过去三载，八路军成功光复县城多达一百五十座，并歼灭、受伤、俘虏敌伪军总计四十万人。然而，在日伪顽我势力交织的华北地区，敌方阵营四处散播关于八路军“避战保存实力”、“游而不击”、“不击日军，专攻友军”等种种谣言。与此同时，日益壮大的八路军亟需一场重大战役，以洗刷这些污蔑之词。
打反“摩擦”，必战反日。
1939年冬日及1940年春季，八路军针对顽固势力的挑衅，展开了坚决的自卫反击，对阎锡山的晋军造成了重大打击。彭德怀深信，“经过反磨擦战役的胜利，我们亟需发起反日的百团大战，以此彰显我们反磨擦的初衷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唯有如此，方能赢得广大中间势力的支持与拥护。”华北战场的局势亟需一场交通破坏战来扭转。至1940年夏季，日军在华北地区构筑了超过3000个据点、逾万个碉堡，并铺设了超过5000公里的铁路线以及3万余公里的公路网，此战略被称作“以铁路为支柱，公路为纽带，碉堡为锁钥”的“囚笼政策”。面对兵力有限，日军巧妙地利用快速交通网络，构建起强大的防御体系，从而极大地压缩了八路军的活动空间，使得根据地的拓展遭遇严重阻碍。
在深思熟虑后，是选择深藏不露还是挺身而出，在磨砺中实现成长？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综合分析了局势，做出了关键抉择。尽管彭德怀以决策果断著称，但他并非独断专行。他与左权及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等军政领导人进行了多次深入讨论，最终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在华北敌后发起一场交通破坏战。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同时也会对平汉、同蒲等主要铁路和公路线进行兼顾攻击。
八路军与游击队协同破坏日军交通线。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位将领联袂签署的《战役预备命令》，旨在破袭正太铁路，该命令随即正式下达至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并同步上报至中共中央军委。
8月8日，八路军总部颁布了《战役行动命令》，明确指出“自8月20日起展开战斗”，并将此次战役正式命名为“正太战役”。
此乃一桩引发广泛争议的历史片段：该战役的发动，竟未获中央军委的正式批准。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对前线指挥官的作战指挥决策，始终秉持着“简约为贵”的原则，并强调战役与战斗中的分散指挥策略。他们认为，过度干预下级部队的具体事务，诸如战役与战斗的具体部署，同样是不利的。因为这类具体问题必须依据实时变化的地域性差异来灵活处理，而这些细致入微的情况，往往超出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上级指挥机关所能掌握的范围。
在当时情况下，百团大战是否需要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批准呢？
聂荣臻回忆道：“我们常常会发起对正太路或平汉路的破袭行动，这在游击战中是常见之举。实际上，这类作战计划已成为我们的日常任务，其中并不涉及复杂的战略考量。军委对此类作战计划，自然是持支持态度的。”
在百团大战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审阅战况报告后，迅速向彭德怀发出电报：“这场百团大战实属振奋人心，我们是否能够再策划组织一至两次类似的战斗？”
9月18日与20日，延安地区各界群众相继举办了两次盛大的集会，共同欢庆百团大战的辉煌胜利。12月2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向彭德怀发出电报：“关于百团大战，对外不宜宣布结束。蒋介石正意图掀起反共浪潮，我们还需借助百团大战的余威，以对抗其阴谋。”
打出八路军气势的胜利硬仗
1940年8月20日的夜晚，20时整，百团大战的战鼓正式擂响。起初，八路军总部拟定，参与正太线作战的兵力需至少达到22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负责10个团，一二九师承担8个团，一二○师则需4至6个团。此外，八路军总部炮兵团的大部分力量以及部分工兵也将加入，总兵力上限不超过25个团。然而，随着战役的展开并取得初步胜利，众多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在日伪军仓促撤退之际，自发地加入了战斗，勇敢地追击并消灭敌人，这导致战役的规模迅速膨胀。
此刻，捷报频传，如雪花般纷至沓来至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左权二人即刻下令，要求总部迅速汇总参战兵力数据，竟意外地统计出已达105个团之众。彭德怀与左权遂决定，将此次战役更名为“百团大战”，此举既符合实际，又更具气势。
8月30日，延安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刊登了题为《八路军在华北展开的反“扫荡”百团大战》的社论。随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重庆以及大后方的国统区，乃至各类电台，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于是，“百团大战”这个名字迅速在中华大地上流传开来。由此可见，这场规模日益扩大的“百团大战”并非由任何个人或机构发起部署，而是华北八路军全体将士主动投身战场的结晶。
战火初燃之际，短短数日内，我军便将日寇逼入被动，八路军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接连取得振奋士气、震慑敌胆的辉煌胜利。娘子关的两次攻克，便是这一战略态势的生动例证。
娘子关地处冀、晋两省交界，乃正太路上的要塞，战略地位极为关键。1937年10月，日寇调集数万精锐，与我军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最终日寇攻陷了此关。占领后，敌军不仅加固了原有防御工事，还凭借险峻的山崖增设了四个大型堡垒，使得娘子关的防御更加坚固，难以攻破。然而，尽管占据地理优势，日寇在此仅部署了一个中队的兵力进行守备。
20日的20时，晋察冀军区右纵队的主力第五团一部率先潜入娘子关村，迅速清除了村内的伪军。紧接着，他们以村庄为据点，向上发起对日军堡垒的猛攻。战士们攀登着险峻的山坡，迎着密集的火力，英勇无畏地向敌人发起冲锋。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他们成功攻克了所有堡垒，并将大部分守敌歼灭。在黎明的曙光中，胜利的旗帜终于飘扬在了三年来日军践踏的娘子关上。这一胜利标志着正太线上的关键战略要点的最早攻克。娘子关的攻克图片与消息迅速在各大报刊上刊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23日，第五团趁日军防备不严，再次占领了娘子关，并炸毁了附近的大量水塔、铁路和桥梁。在右纵队的强力破坏下，从25日起，正太路娘子关至乱柳段的日军交通线完全被切断，各据点的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陷入了极大的恐慌。
正是在成功夺取娘子关的当天，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第三团向井陉煤矿发起了猛攻。该煤矿在日本的控制之下，生产的煤炭不仅供应华北地区的日军，更有大量被运往日本本土提炼煤油。战事落幕之后，我方将矿井内的14台机器、10个锅炉、3座风车、两个大型水池、两座烟囱、5座铁桥以及绞车房、电机房、火车站等矿区关键建筑悉数炸毁，并搬运了大量物资，使得该矿半年以上无法恢复生产。娘子关的攻克与井陉煤矿的破坏，均成为百团大战初期极具标志意义的战斗，充分展现了八路军利用战役的出其不意，赢得了超出预期的丰硕战果。
在百团大战初期的辉煌胜利之后，彭德怀萌生了推进第二阶段战斗的念头。8月31日，他征询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并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做了汇报，探讨是否能够彻底摧毁正太路和同蒲路的部分段落，从而实现晋西北、晋察冀、太行山三大根据地的紧密相连。
晋察冀军区成功摧毁了交通沿线两侧以及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敌伪据点。
这一预估虽显过于乐观，然而，扩大战果的潜力却是实至名归。9月16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发布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指令，明确要求：一、持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二、攻克那些深入我方基本根据地的敌军据点。9月20日夜晚，第二阶段的战斗正式拉开序幕。晋察冀军区主要在涞灵地区发起战役，一二九师则主要在榆辽地区展开攻势，一二○师则着重破袭同蒲铁路，均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日寇至此方才彻底觉醒，于1940年9月底调动约15万重兵，对八路军实施了报复，发起了所谓的“毁灭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百团大战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反“扫荡”阶段，而关家垴战斗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中爆发的。战事落幕翌日，即11月2日，华北日军草草宣告全面“扫荡”行动告终，关家垴战役遂成为百团大战中主要战事收束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尽管各根据地的反“扫荡”战事持续进行，直至1941年1月24日，晋西北根据地成功挫败了日军的反“扫荡”行动，百团大战这才画上了句号。
打出声望，打出经验，推动发展
百团大战重创了日寇。共击溃日军2.1万余人，对日寇独立混成第四旅团造成重大损伤，其余7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5个师团亦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败。日寇被迫承认百团大战实现了“出人意料的突袭成功”，并对华北方面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此外，他们还将此役称为“掏心之战”，这充分体现了战役对他们造成的巨大冲击。
在百团大战中，华北各地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遭到严重破坏，大量交通线上的日伪军据点被拔除，众多封锁沟和墙体被摧毁，对日军的“囚笼政策”造成了重大打击。日军亦承认，此次袭击的损失惨重，需耗时长久且投入巨资方能修复。
此次重大战役不仅中断了日本针对蒋介石的诱降策略，更迫使敌方重新评估在中国战场的局势。在此背景下，日军不得不暂停“南进”计划，转而将恢复华北地区的“治安”置于首位。此举有效地推迟了日军对重庆等地的进攻步伐，为我国正面战场的防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
在百团大战如火如荼之际，这一壮举赢得了全国抗日战线的广泛赞誉，极大地增强了军民的抗战信念。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特地发来嘉奖电报：“贵部把握良机，果断出击，对敌造成重大打击，特此电示褒奖。”卫立煌等国民党将领也纷纷向八路军总部发来贺电，高度评价百团大战：“不仅对敌寇造成了致命打击，更给予友军以精神上的极大鼓舞。”
共产党的威望与八路军的声誉，随着百团大战的激战正酣，不断攀升。即便是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新疆日报》亦在社论中赞叹道：在全国战局普遍趋于宁静之际，华北地区的主动出击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一成就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不仅提升了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更为游击战的战略价值提供了有力证明，有力地击破了那些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无稽之谈。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不仅得到了锻炼，更实现了能力的提升。在关家垴的战斗中，日军巧妙地运用地形优势，精通工事建设与火力配置，特别是那众多实用的“猫耳洞”，给久经沙场的八路军将领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战后，八路军特意组织干部前来学习这些战术。从此，日军的“猫耳洞”工事模式被八路军采纳，并成为标准单兵掩体设计，这一战术一直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在关家垴战役的惨烈交锋中，参战部队承受了巨大的伤亡，有的部队甚至遭受了重创，元气大伤。然而，正是在血与火的战场，面对强敌的挑战，一支过硬的部队方能得以真正锻炼和成长。当年，一二九师与决死一纵队的七个团直接投身一线强攻，这些部队最终都跻身全军主力之列。历经多次编制调整，如今在我国解放军陆军现役的18个集团军中，仍有6个团保持着当年的阵容。
诚然，每一场战役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百团大战也不例外，其存在时长过长、军事配合不足、过度消耗兵力等问题，提供了诸多值得深思的经验。有人指出，百团大战过早地显露了我国军队的实力，导致战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报复，这加剧了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在随后的几年里的困境。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扫荡”，在指挥部队突围转移过程中，左权将军不幸牺牲。直至1943年3月，彭德怀在左权县召开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因饥饿难以坐稳，只能躺在炕上开会。在这种艰难环境下，对百团大战产生一些情绪化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没有发动百团大战，日军就会对八路军网开一面吗？日军不仅会采取“囚笼”政策来围困八路军，国民党也可能寻找各种借口，甚至借助日军的力量来对付八路军。毕竟，数十万武装力量摆在那里，日军不可能视而不见。
回顾这段充满惊涛骇浪的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八路军不仅是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正规军的主力，它们不仅擅长于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更能以猛烈的攻势突破敌军防线，顽强拼搏，敢于迎难而上，攻克坚壁。此外，百团大战的壮举，动员了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在漫长的千里交通线上对日寇实施了破袭、攻坚和运动战，这种规模宏大、协调统一的作战行动，在人民军队的战斗史上前所未有，对于八路军未来游击战的深化、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过渡，以及后续的大兵团作战，都蕴含着无价的价值。
正是由于这场战役，敢于挥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与奋勇前行的八路军，更彰显了他们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无上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