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至98年前的“八七会议”，当时34岁的毛泽东在会上高呼“政权必须通过枪杆子来夺取”。然而，“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身影似乎一夜之间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事实上，在同年五月举行的党的五大上，他已投身于改造土匪的工作，并提出将各种会党和土匪视为我们的同胞兄弟，而非仅仅是宾客。
因此，毛泽东将工作重心转移至农村，这才毅然决然地主动请缨，返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此后，他在党内地位波动起伏。在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他仅列政治局候补委员之末位，而排在前列的则是后来变节投敌，臭名昭彰的顾顺章。
1931年1月，一场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导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米夫的鼎力支持下迅速攀升至高位，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权力。而此时，毛泽东在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的名单中仅排名第十五，位居其后的是顾顺章。然而，在随后的七年多里，直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全党上下共同推选的领导人，竟然正是当时排名第十五位的毛泽东。
为何全党一致拥戴毛泽东而非他人？其核心在于，党领导革命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表明，唯有毛泽东这样的杰出英才，方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辉煌！此点，可从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所做出的四个卓越决策中得到充分印证！
依据“八七会议”的既定方针，秋收起义的火种将在粤、湘、鄂、赣四省悄然点燃。鉴于党在这些省份的扎实工作基础，尤其是湖南，秋收起义的策划、组织与领导重任，最终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已与澎湃并驾齐驱，在党内被誉为“农民运动之王”。他洞悉，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体中，蕴藏着不可估量的革命潜力！
毛泽东深信，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农民群众的支持，因此必须积极动员广大农民。8月12日，中央特派员毛泽东自武汉启程，抵达长沙。紧接着，于18日，在中共湖南省委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他被任命为省委委员兼常委。此次会议还对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
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的名义致函党中央，热切地表达了他欲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强烈愿望。显而易见，当时他亦深受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的启发，对于中国革命抱持着一种脱离现实的乐观态度。他当时坚信“领袖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然而，随后的秋收起义实践却揭示了领袖同志的意见并不总是准确的。
自此，毛泽东投身于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的筹备工作，陷入了繁忙而紧张的节奏，四处奔波。9月5日，他在安源给湖南省委写信，明确表示，我们计划于11日在安源发动起义，18日进军长沙。这一举措充分表明，毛泽东当时认同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的观点，对革命充满信心，因此大胆地提出了攻打长沙这样的大城市的战略目标。
若欲举事，必得拥兵自重，此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恰在此时，一支正规部队驻扎于赣湘边境的修水县附近，该部为一支警卫团，而其团长正是叶挺独立团的团参谋长卢德铭。昔日，在南昌起义的前夕，卢德铭接到命令，率部前往南昌。然而，当他们自武汉抵达黄石之际，却不幸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然撤离南昌。
九江此时落入了张发奎部队的控制之下，卢德铭无奈之下只得率领部队暂驻修水县。恰巧，这支部队引起了准备发动湖南秋收起义的毛泽东的注意。于是，年仅22岁的卢德铭被任命为秋收起义的总指挥，而毛泽东则担任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卢德铭由此成为毛泽东最为信赖的战友与得力助手。
毛泽东指挥秋收起义的队伍，挺进井冈山（油画作品）。
卢德铭，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在叶挺领导下的中共独立团中任连长一职。在北伐战争期间，他屡建奇功，因而晋升为团参谋长。抵达武汉后，他执掌警卫团团长的重任。参与湖南秋收起义后，他麾下的警卫团荣升为起义部队中的第一团，第二团则由安源的工人与醴陵的农民所组成，而第三团则由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所构建。
第四团系由夏斗寅所辖余部改编而来。依循既定的起义部署，第一团与第四团负责进攻平江，而第二团与第三团则定下目标浏阳，旨在分兵两路，合围长沙。然而，在行军至平江县城的途中，第四团突然发生兵变，转而向第一团发起攻击，原本进攻平江的部署因而受阻。第二团与第三团在攻占醴陵县城之后，面对强敌，不得不调整策略，转攻浏阳县城，但随即陷入包围之中。
两次出征均以挫败告终，部队已无力再攻长沙，不得已撤退至浏阳的文家市。9月19日，起义的残余力量齐聚于文家市的里仁学校，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共同商议部队下一步的行进方向。秋收起义的失利，使得毛泽东原先激昂的情绪迅速转为冷静。
毛泽东洞悉现实，深知夺取长沙之举实乃不切实际，即便是如醴陵、浏阳等县城，亦难以坚守。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不可与强敌正面交锋。于是，在会议中，他提出“向萍乡撤退”的策略，旨在避开敌人的锐气，从而保存我方革命力量，这成为了他首次展现出的卓越智慧。然而，仍有不少情绪激动者高声疾呼，意图对长沙发动进攻。在会议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激烈交锋，僵持不下。
在此关键节点，总指挥卢德铭认同毛泽东的见解，遂表示赞同，从而使得进攻长沙的提议遭致否决。此后，余部在毛泽东的指引下，向萍乡进发。然而，9月23日，一场不幸的事件降临：部队自芦溪启程不久，便遭遇了敌人的埋伏。在激烈的战斗中，卢德铭不幸遭受枪弹，英勇捐躯，毛泽东痛失了一位最亲密的战友。
毛泽东率部南进，绕萍乡。他将率队奔赴井冈山，此举乃毛泽东所做出的第二个非凡决策。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位于县、遂川、永新、宁冈四县交汇之地，这片土地偏僻荒凉，远离敌方统治核心。井冈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正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坚守哨口，便能牢牢掌握井冈山的主宰权。
将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誉为“天才之举”，原因在于他对湘赣军阀各自为政的局势有着深刻理解。在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的过程中，他巧妙地采取“S”型行军路线，时而进入湖南，时而返回江西，从而成功摆脱了紧追不舍的敌人。作为湖南人，毛泽东为何对江西的井冈山如此了如指掌？
昔日，毛泽东从一位妇女干部的口中听闻，她的表兄因被国民党通缉，逃亡至井冈山，而国民党势力无法触及。该表兄在井冈山匿居数月，深知山上“山大王”势力盘踞。正是基于这一信息的掌握，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进攻长沙的部署，率领部队南下，直指井冈山。
“自古皆有山大王，依山为势，使得官军难以剿灭。若我辈效仿，必当成为空前绝后的山大王，即共产党领导的，拥有明确主意、坚定政策、丰富策略、敢于革新的山大王。当下，我们的目标在于寻找敌人势力最薄弱的角落以稳固立足点，井冈山便是如此理想的所在。”
在秋收起义的烽火中，我军四个团总计汇聚了两千余勇士。然而，历经数次挫折，部队在向井冈山挺进的过程中，又不断有人因意志不坚而擅自离队。直至抵达江西永新三湾村，队伍中仅剩下七百余健儿。这七百余位坚毅之士，乃是大浪淘沙后的精华，那些意志薄弱者，早已在征途上悄然离去。而这七百余精英中的佼佼者，便是卢德铭同志率领的警卫团，他们是我们的正规军力量。
三湾改编（油画）
毛泽东于三湾村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将部队精简为团级编制，正式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一职由陈浩担任，党代表则由何挺颖同志担任。该团下辖两个步兵营、特务连、军官连、卫生队以及辎重队。在三湾改编的过程中，毛泽东确立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这正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他的第三个卓越决策便源于此。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各连队均设立了中共党支部，并配备了党代表。在这十个连队的党代表队伍中，竟有七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这正是载入史册的军队建设革新举措——“支部建在连队之中”。此后，毛泽东曾言，“红军之所以能顽强拼搏，未曾溃散，‘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举措实为关键所在。”
“三湾改编”圆满结束后，毛泽东率领部队继续前行。10月3日，部队抵达宁冈县古城，这意味着已接近井冈山的山脚。然而，要攀登井冈山，首先必须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山上盘踞着两股土匪势力。若不妥善处理这一问题，部队将无法顺利进山。大多数官兵倾向于采取武力手段予以解决。毛泽东作出第四个非凡决策：积极争取并广泛吸纳。
理由十分清晰，首先，所谓的“山大王”实际上多系遭受压迫而被迫反抗的普通民众，完全有可能转化为我们的同盟者；其次，这两伙土匪均系井冈山本地人士，若强行采取武力将其剿灭，等于在井冈山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届时工农革命军如何还能在此地扎根发展？
此两股土匪势力，其首领分别是袁文才与王佐。袁文才盘踞于山下宁冈的茅坪，而王佐则据守山上井冈的茨坪。二人同为结义兄弟，势力相互支援，犹如唇齿之相依。恰逢此时，中共宁冈支部的书记龙超清来到宁冈古城，与毛泽东会面。龙超清与袁文才情同手足，正是在他的感召之下，袁文才得以加入中国共产党。
袁文才同志身为中共党员，且正急需武器，毛泽东同志遂即应允赠予他108支枪。袁文才亦以同样的热情回报，向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献上了600块大洋。迈出成功的第一步后，应袁文才的恳请，毛泽东同志派遣了徐彦刚、游雪程和陈伯钧三位同志协助袁文才训练部队。数月之后，袁文才顺利完成了改编，并带领其部队加入了我国工农革命军。
王佐原本是一名裁缝，学识有限，却也略通武艺。他一度加入了盘踞于井冈山的土匪团伙，头目朱聋子。然而，朱聋子在掠夺财富的同时，亦对穷人施暴，这让王佐心生不满。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自立门户，成为了井冈山的一方“山大王”。王佐并非中共党员，且缺乏文化修养，性格较为保守。毛泽东通过袁文才的努力，最终成功地说服了王佐，使他派人上山迎接毛泽东的到来。
在攀登井冈山之前，毛泽东特意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即严格遵守命令，不侵占民众一粒红薯，夺取豪绅财产亦须归公。此次相逢，毛泽东赠予王佐七十支枪（实际上数量更多），而王佐则慷慨回赠毛泽东部队五百担（五万斤）粮食。10月27日，在王佐的热心引领下，毛泽东亲自率领部队进驻了井冈山核心区域——茨坪。
毛泽东派遣何长工赴王佐部队担任党的代表，何长工协助王佐一举击败了他的宿敌——井冈山七县民团的总指挥尹道一。自此，王佐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部队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并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投身于毛泽东的军队。1928年2月初，袁王二人率领部队接受了改编，正式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的成员。
袁文才被任命为第二团的正团长，王佐则担任副团长，而何长工则担任党代表。随后，王佐主动提出申请，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卓越的策略与智慧，毛泽东成功地对袁文才与王佐的部队进行了改造，促使他们心悦诚服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最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部队在井冈山稳固了根基。